"一战"背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 ——埃利亚斯和辜鸿铭的视角对比

从社会发生观之,埃利亚斯认为,随着社会的职能分工越发精细化以及人际关系越发紧密化,“一战”是人类逐步走向更大区域的经济以及军事垄断共同体,最终通向人类全面持久和平的必然道路。而辜鸿铭却指出,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力量衰败,致使自由主义盛行,军国主义膨胀,在现代教育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共同作用下所塑造的“群氓”则是“一战”的始作俑者,“一战”将会是西方文明的终结。从心理发生言之,双方对于“一战”及其影响的迥异观点也是缘于二者对于西方“人性本恶”的价值观和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的不同解读。总体而言,埃利亚斯看到了经济是文明的推动之力,而辜鸿铭却始终强调道德对于文明的塑造之功。因此,虽然二者都拥有普世主义的乐观与自信,但是其根本理论却截然不同。      

租赁权性质分析

传统理论将租赁权定义为债权,但通过对租赁权性质的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租赁权的性质并非是单纯的物权或债权,而是分化为两种性质的权利:债权及用益物权。债权存在于租赁契约成立至消灭的始终,承租人在对租赁物占有期间内享有用益物权。从当前社会实践看,为了保护租赁权人,促进租赁制度的繁荣,国家从性质上肯定租赁的双重性,对租赁权予以更大的物权保护,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辜鸿铭的“良民”与埃利亚斯的“绅士”——中西文明之代表形象的对比

辜鸿铭的“良民”根植于“道德主义”,并在儒家“国家宗教”的教化之下,被塑造成充满着仁爱并随心而活的形象;而埃利亚斯的“绅士”则是置身在由于经济发展而越发紧密和不断扩展的人际网络当中,更加敏锐的羞耻感促使“自我强制”的心理机制逐步加强而呈现出彬彬有礼的形象。两人立论相左,前者因“爱”而生,缺失理性的维度;后者被“恐惧”所囿,掩盖了“神圣的本能”即仁爱,从而塑造出互为“他者”的形象,但同时也展现出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两个形象在建构过程中对于情感,对于家庭教育,对于社会视域中个人的强调,也是二者的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