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周边安全的美国因素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成为了影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借“反恐”战争之机,美国除了在中东与中亚扩张外,亦在中国周边的亚太区域广泛渗透。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形成了这样一种态势:即以军事基地为基点,以岛链系统为依托,以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双边同盟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点、线、面互为支撑的遏制网络体系。美国以上战略部署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在地缘政治上具有全方位性,在手段上和方式上具有多样性,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为了突破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国必须在中亚和东南亚寻求战略突破口。     

东盟主导下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分析

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是由小国集团-"东盟"发起推动并主导,在"东盟"的发展进程中,其区域合作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的方式-"亚洲方式".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原因在于:中日之间的矛盾;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态度;日本"雁型发展模式"的失败.东亚这种小国集团主导的区域合作存在着两个结构性缺陷:难以调动大国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难以建构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从现实来看,大国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缺位"与"不合"是导致东亚区域合作踯躅不前的重要原因.美国、中国与日本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大国,推进三个大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是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关键.     

美国、日本的东亚政策与东亚现代国际体系

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外部力量对东亚既有秩序的冲击、以及东亚内部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日本与美国在东亚的扩张和渗透、对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变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东亚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美日两国的东亚政策经历了从妥协走向冲突的过程。导致美日冲突的实质是两条不同的国家发展路线之争,是原则之争,这是美日之所以走向战争的根本原因。1945年之后的日本东亚政策的惟一重大变化是手段的变化,从军事手段转变成经济手段。美国在东亚秩序中扮演强权的角色一直未变,正是由此之故,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了东亚秩序建构的必然特征。     

中国朝代与国家治乱分合循环的解析——基于经济因子的视角

小农经济形态是中国统一专制王朝形成的经济基础.统一王朝在经济上有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与一般均衡经济的优点.专制王朝的统治型经济是导致王朝走向治乱循环的首要因素.王朝公共产品提供的短缺是导致中国王朝危机发生的起因,也是导致中国王朝治乱循环的直接根由.公共产品短缺的直接根源却在于国家公共财政的紧张.不过导致国家公共财政紧张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社会根源却是土地的“私有”与兼并.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和反思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何谓"东亚模式"的看法始终不一.但是,仍然可以从东亚国家现实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表现上找到一些具有显著的共性特征.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东亚主要发展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与挑战.由于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发展模式",因而也就无所谓"东亚模式"危机这一说.尽管不完全排除东亚国家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起坏的作用,不过有充足的理由可以使人们肯定东亚发展模式中政府在发展初期的积极特殊作用.     

战争与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理论考察

一直以来,在现实主义理论的视阈中,对军事力量的追求是国家对安全和权力最大化追求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安全程度和权力大小也在军事力量的层面上获得统一,军事力量也因此成为大国崛起的核心构成和象征.长久以来存在的将军事力量视同大国权力象征与安全保障的倾向,实际上暗含着大国通过战争崛起的逻辑,以至于大国被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应该说,军事力量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负同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地位既靠军事力量的使用而赢得,也因它的过度使用而丧失.如果说,从大国的崛起方式和挑战国意识中可以找到大国崛起与战争相伴而生的国家单元层面的原因的话,那末,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分析路径出发,新兴大国的崛起将既是体系结构变革的产物,同时它又必然导致现存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而引发持久的权力转移,其间必然伴随着大国冲突和战争.应该说,无论是从单元路径还是从结构路径出发,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持以下观点正在崛起的国家大都有奉行利己主义和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的倾向.同时,任何新兴大国的崛起都将招致国际体系的震荡不安.     

人道主义干预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困境

“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形式,尽管具有全球化的客观背景与国际政治的现实原因,“人道主义干预”还是遭遇了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困境。理论上的困境主要是伦理与法理上正义与合法性的缺失,实践上的困境却源于安理会干预机制的残缺这一先天因素,以及干预过程中的大国干预,这两点又决定了联合国在干预中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