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眼中的通向幸福之路 --《穷人的呼声》介评

《穷人的呼声》三部曲——《谁倾听我们的声音》、《呼唤变革》、《在广袤的土地上》,是世界银行为其以贫困和发展为主题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而做的背景研究报告。与其他对贫困问题的大规模研究不同,该项目运用开放的参与式研究方法,通过穷人的声音来“直接”反映其现实生活。《谁倾听我们的声音》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所研究的50个国家的4万多名穷人的心声;《呼唤变革》反映了1999年实地调查的23个国家的2万多穷人的心声;《在广袤的土地上》着重介绍了地区发展模式和案例研究的成果。本书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了贫困——贫…     

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关于改革以来“三农”与“三治”问题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与上层建筑方面的"三治(村治/乡治/县治)"问题高度相关,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随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时紧时缓;不同的经济增长机制对于矛盾的演化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改革30年来随着宏观经济周期趋紧,中国农村地区先后发生了三轮"治理危机";到1990年代以后表现为大量的对抗性冲突。主要原因是违背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去组织化"的个体小农难以提供足够的剩余来支撑与大包干伴生的"撤社建乡、撤队建村"之后逐步庞大、异化于经济基础的农村上层建筑。因此,越是现代化的农村"上层建筑"就越是需要政府全额承担制度成本。     

土地确权与市民下乡的创新性机制分析

推进乡村振兴,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主线不断深化。土地确权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的重要保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市民下乡作为一个尚在实践中的概念,它脱离了资本下乡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并且与农业发展4.0的模式高度结合,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系统梳理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的逻辑的基础上,指出土地确权为主导的产权清晰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结合市民下乡的宏观背景与转变分析,对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之间的创新性机制进行探讨,认为随着土地确权的完成,在农村土地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交易,并会带来交易主体变化、交易价格差显化以及交易方式多样化的效应。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体制改革的"双重两难"

所谓"双重两难"之第一重在于:作为一种投资大、周期长并且外部性极强的资产,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实际上并不完全适合私人经营;出于粮食安全以及缓解"三农"问题等国家战略的考虑,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仍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结合对"世界银行共识"的反思,我们认识到市场化改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常不是有效的做法;但另一方面,这种公共投资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缺少普惠性等问题,却难以通过政府内部体制改革解决.第二重两难在于:一方面无论提高农民谈判地位,还是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参与,都需要以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作为前提,但令人尴尬的另一方面是,小农通常难以自发组织化,仍需"政府主导".这就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问题:难道已经和资本结合的利益部门会扶持将要与自己谈判、监督自己权力运行的小农组织吗?就此,通过围绕"农民本位"和"社会资源动员"两个主要方面,对当前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和管理的现实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中共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后政府支农投资大幅增加,但在"部门和资本下乡"及农民缺乏组织化条件下,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和管理体制改革面临"双重两难"困境--既存在着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失灵,也存在着"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之间的矛盾.这些基本制约条件如不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基本公共品问题难以有解.     

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书评

<正> 变革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银行第25辑年度世界发展报告(2002年8月;中文版2003年9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文全文见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网站)的主题。报告以对人类持续发展的深切关怀,探讨了未来20～50年全球经济、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报告认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以缓解贫困为主题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与1992年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的发展报告不同,10后这同一主题的报告强调了以调整不同集团经济利益为核心、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对环境资产和社会资产的保护、进而促成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意义。可以认为,该报告是制度经济学在与反贫困相辅相成的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中国特色之工业化与中国经验

经典的发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消费者的消费节余形成国民储蓄S,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投资I(即S=I),按照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统一的原则,这一假设前提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难以得到证明,因为任何工业化都不可能逾越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而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之核心在于:中国在面临工业化启动期资本稀缺的制约而遭遇发展陷阱之际,为化解外部投资稀缺程度为负值的危困局面,能以国家有效动员的高度组织化来打造以大规模集中劳动弥补资本稀缺的制度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内生性地决定不同的制度类型,并且导致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