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问”与“托迹”:《论语》的一种经典诠释法

《论语》中有一些关于孔子弟子弊言弊行的记载。围绕有关人物“心”“迹”之间的冲突,经学史上曾有过多番的辩解。就“宰予昼寝”一事来说,魏晋学者以“假问”与“托迹”为思路,将其中宰予和孔子的言行诠释为“假托”。详循其间的诠解方法,可以追至魏晋的言意之辨。在引入经典人物“心”“迹”问题后,言、意问题的思考重心逐渐转至对真与假、虚与实的辨析,并将“意”之探寻转向圣贤之“心”的体悟。“假问”与“托迹”作为一种经典诠释法,在疏解经典诠解困境、拓宽诠解空间外,亦有助于重审儒家经典之性质,构建出一条理解圣贤的“心”学进路。但此种诠释法也存在着走向寓言式解读的风险。     

玄理在诠释之中——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中心

儒学与玄学的对立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玄学变迁的思路，也为玄学的产生和瓦解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学界在研究玄学史时，较多关注玄学的产生，却较少关注它的瓦解。思考玄学的瓦解意味着思考儒玄对立的问题如何得到最终的解决。南朝梁时的儒学家皇侃通过注解《论语》，将玄学对应到义理，并将玄理内在于儒家的经典解释之中。皇侃的这个思路为理解儒玄对立之解决和玄学之瓦解提供了一些线索。     

言行与教化：《论语》“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疏解

言行关系是《论语》中的一则重要命题。《里仁》篇中的“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一句便与此相关。在诠释史中，学者将其旨意或解为倡导谨言，或解为勉励躬行，其中实则隐含着“有言有行”和“行而不言”两类不同理想人格的设定。详循孔子对言行关系的论述，他不仅指出言、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强调了二者的一致性趋向。实际来说，孔子言行观的旨趣并非谨言或慎行，而是在借助个体之“耻”提示个体能力和德性的提升，也即对个体展开教化。孔子对行为主体的关注不仅展现了儒家在言行关系问题上的独到运思，也体现出中国哲学重视行为主体而非哲学概念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