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中的议论

杜诗中的议论是一种抒情手段,具有韵味深长的基本特征。诗人一方面保留议论的普遍特征如意见的外指性、判断的鲜明性以及推理的层深性和曲折性,一方面又通过对日常逻辑的变形使其成为诗的议论。其特殊表现功能,在于由此派生的互相对立的表现效果之融合。杜诗中的议论还具有积极的结构功能:或是对形象和抒情加以点化以升华主题,或是在诗中起组织的作用而兼得气势与骨力之美。     

鸿都门学之争与汉末文人群体的文学观念

灵帝设立鸿都门学的意义 ,关键不在“文士社会地位的提高” ,而在承认文学与政治的分离。士大夫对鸿都门学的抨击以及贬低辞赋的言论 ,同样包含着这一积极的文艺观念。他们共同反映了文学独立的到来     

李白乐府的类型化与个别化

李白乐府点化旧作而自出新貌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间接抒情和穿插议论,使题旨不变而寄寓个人情志;二是题旨不变而转换感情基调,以表现特殊的态度、作风和趣味;三是改造诗篇的程式,使传统场景得以保留而改变其功能。借助这些手段,李白乐府既充分显示了乐府诗的"类型化"体制特征,又是高度体现了作者个性和艺术创造才能的"个别化"作品。     

文化史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适用范围

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化史方法的长处在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面貌做出因果解释,当这种解释同时揭示了特定对象的审美特征及其人文内涵时,文化史方法的潜力就被充分发挥出来了。至于对文学作品和现象的评价,则是这种方法力所不及的。     

东汉中叶文坛格局与创作趋势

东汉中叶以隐士和僚吏为主体的中下层文人群体的崛起,形成与宫廷文学并峙的局面。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是讽谏的复兴以及抒情化和趣味化倾向的出现。其具体风貌,则显示了这一时期文艺思潮和审美趣味的过渡性。     

禄利之途与东汉初期经学新风

东汉初期的经学新风,表现在删繁就简、博览兼通,这种治学方法在两汉之际已经出现,但作为风气,其形成却在此期。形成的原因在于禄利劝学所导致的各学派之间的竞争。新学风的继续发展则超出了捍卫家法的初衷而导向讲求义理、统一经义。偃武修文政策下的经学,不仅表现为浮躁学风,在它之外,沉潜向学的风气也在朝野间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