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涉外版权纠纷问题

所谓版权,亦称著作权,是指著者及其他著作权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对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作品所享有的各项专有权利。著作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时期的涉外版权纠纷问题,是中国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最重要的原初形态之一。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以往学者     

对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关税则的一点新认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在清政府“抚夷”的外交背景之下,中英双方最终通过“协定”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关税则。这个税则在侵蚀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当时的关税体制和财政制度带来了一些新的经济因素。     

晚清内地华民改籍问题探微

逊清之季 ,因中国国籍法阙如 ,加之部分西方领事对华民归化采取任意吸纳的态度 ,致使租界和沿海各埠 ,屡有内地华民脱离华籍 ,改归洋籍 ,并成为当时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内地华民擅入洋籍 ,其动机各异 ,但却对晚清政府的基层控制和司法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且屡屡滋生华洋交涉问题。为控制和预防华民改籍 ,晚清政府积极筹维应对之策。而该问题的产生与解决 ,又对晚清国籍法的催生及其内容的完善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华洋商事纠纷与晚清商事习惯法嬗变

晚清时期,由于西商东渐,华洋商事纠纷因之迭起,而由此导致的中西方商事习惯法冲突也日益凸显.因为各种原因,在中西方司法机构裁决华洋商事纠纷的过程中,西方的商事习惯法在无形中取得了某种适用的"优越性".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因之倍受冲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嬗递.而这一切又在一定意义上彰显着中国近代商事法律在早期形塑过程中的一种独特趋向.     

清末各级审判厅与华洋诉讼

各级审判厅是清末司法改良的产物,其成立之后,在设立审判厅的通商口岸乃至内地,以洋人为原告的华洋诉讼案,尤其是民商诉讼,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许多外人迳自把纠纷案件提交审判厅审理;其次,新式审判厅在审理华洋讼案时,其适用的法源某种程度上汲取了清末大规模修律的改革成果。理案过程中亦极力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西方领事的观审权局限于旁听,从而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领事裁判权制度。     

陈炽的保险思想探略

陈炽在其经济著作《续国富策》中,阐发了自己比较系统的保险理论。他首先从保险的自然前提出发,分析了中国创办保险之必要,然后从保险的双方分别论述了保险的意义和作用,并且介绍了近代保险险种和部分保险原理,提出纠资集股办保险以维护民族利益的主张。     

论清末商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司法参预

清末商会成立之后,即积极参预了对华洋商事纠纷的解决。它们或直接出面理处华洋商事纠纷,或通过在官府的要求下参加调解、为华洋商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提供意见、代替商人申诉等途径,与官方系统形成有益的互动。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晚清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与华洋民商诉讼

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是晚清中国一种特殊的司法建构,其对华洋民商讼案的理处在很大程度上适用西方的法律程序及法律原则。但存在着诸多惰性因素,如缺乏一部可以参照适用的法典、中西司法人员司法素养欠佳、以及审判过程受制于西方强势外交,等等。此外,其理案实践还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审判过程极富调解"息讼"之色彩;二是华民诉讼地位之困危及中国承谳官员判决风险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审判中"尊洋抑华"裁决的大量出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法学界关于废止死刑之论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内刑罚制度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兼受欧美各国废止死刑运动之影响,中国法学界曾掀起了一场关于废止死刑的论争。当时持死刑废止论者以死刑的历史传统和民族信念、社会契约论、人道主义、死刑报应主义和刑罚功能主义等为立论基础,力辩死刑之应行废止。此外,他们还就死刑存废与社会安全、死刑与国家表率、死刑与犯人自新和司法补救等问题与死刑保存论者进行过论争。该时期关于废止死刑之论争,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人们传统的刑罚观和死刑观,对于其时之刑事立法,也或隐或显地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晚清时期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中外贸易的进一步拓展及洋商在华企业的开办,华商和洋商之间的商标纠纷问题逐渐彰显,并成为清末华洋交涉的焦点之一。这些形态各异的商标侵权纠葛,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商标立法和商标保护在制度层面的缺失,以及民间商贸系统商标观念之淡漠,但在深层次却是当时西方商人冀图藉商标问题压迫中国民族企业和垄断中国市场的一种表征。纠纷的产生与解决,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早期的商标立法活动,并对近代中国民间形成商标法制观念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