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制度与康巴藏族民间表演艺术

康巴藏族的表演艺术活动同节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频繁的节日活动对康巴藏族锅庄、弦子等歌舞艺术以及藏戏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节日特定的文化情境对康巴藏族民间表演艺术形态及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藏族民间表演艺术的苦难叙事与精神超越

历史上藏族民众的苦难遭遇与体验成为藏族民间表演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内容,成为艺术表演中苦难叙述的现实基础和创作动因。藏族民间表演艺术中苦难形态主要表现为生存之苦、身心之苦、离别之苦、苦众生之苦等。受到藏传佛教深刻影响的传统藏戏,在剧中直接"裸露"苦难,展示种种苦难,再通过修行克服苦难。藏族民间表演艺术中,人们面对苦难现实主要表现为两种态度:勇敢应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抗争精神,坦然面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超越精神。遗憾的是,佛教教义苦难观念的深刻影响,使表演艺术无形中消解了最为珍贵的丰富的感性元素,剥落了丰富的心灵和情绪感受以及感性化体验。     

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的音乐化倾向

音乐性是当代中国实验话剧文体实验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尽管越来越强调自身的本体属性,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却依然对音乐性情有独钟,并且在话剧文体的整体性调适中达到了富于乐感的新境界。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文体的音乐性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音、义之间的张力性、结构的流动性和“对话性”、音乐的直接介入等。音乐(音响)将语言、舞台表演等形象化的内容引向悠远的时空,同时又借助于后者的形象“实体”实现听觉形象向视觉形象的转化性生成,在五官互通中实现音乐与话剧的广泛融合。     

中国话剧与民间传统

话剧最先被作为与传统戏剧对立的启蒙武器引入中国,然而,为了赢得观众,最初却不得不向中国民众所能接受的传统戏剧的表演方式靠拢。五四某些学者对民间传统可以转化为现代性因素的看法,使中国的话剧对民间传统的吸收成为可能。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中国话剧创作者们对民间的态度是复杂的,对民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当代,民间强烈的反叛精神,自在的原始文化精神,使话剧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对中国话剧现实主义艺术品格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下中国话剧只有以开放兼容的艺术胸怀,在与民间文化艺术精神的交融之中,才能在目前的危机中获得新生。     

表演经验与康巴藏民的精神世界

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传承中,能歌善舞的康巴藏民形成了丰富独特且同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的歌舞、戏剧等表演文化。这些文化艺术活动对康巴藏民精神世界的构建与民族记忆的传承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和精神需求。在文化表演艺术活动中,无论演出者还是观看者均会获得或产生一些相关的感受与体验,此即这里所谈的表演经验。表演经验有着自身的生命特性,往往具有情境上的集体性、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直观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等特征,是文化表演形式得以维系和开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民族文化得以代代传承的重要动因。康巴地区海拔较高,且多为高山深谷区,路途险阻。     

叙述性与舞台性——论新时期中国实验性话剧的言说方式

尽管舞台展示与叙述从根本上讲是不相容的,然而它们在新时期实验性话剧舞台上都得到了加强.一方面,舞台符号、舞台意象的大量采用,形成一种视象叙事;另一方面,除大量中性叙述者外,人物对话的叙述性也增强了.在新时期实验性话剧中,视象叙事与语言叙述呈现出一种双向逆动的关系,形成一种并存性的双元结构.新时期中国话剧中的叙述主要有元叙述、会话性叙述、结构性叙述以及评说性叙述几个层次.其中,元叙述和显性的结构性叙述是纯语言叙述,同舞台性展示是不相融的,但它们具有某种剧场性效果,也正是在剧场性这一点上,两者同舞台性取得了某种联系;隐性的结构性叙述和会话性叙述将叙述性特征渗透于对话之中,从而形成一种会话性对话;评说性叙述则直接将叙述和舞台展示嫁接在一起,一边是舞台展示,一边是语言叙述.这样,本质上反舞台性的语言叙述同舞台性展示在新时期实验性话剧中就取得了某种对抗性的统一.     

论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的歌舞化倾向

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的舞台动作在对虚化、抽象化的追求中,与舞蹈建立了某种亲密关系,使当代实验性话剧的舞台动作出现了某种舞蹈化倾向。歌舞化倾向使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突破了“话”对话剧的束缚,增强了话剧的表现力。     

戏剧情调浅析

情调是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是作品中各种情绪因素的整合结果,是作品中最大的情绪结构.并非所有戏剧作品都有情调,只有在观念性不太强,没有大悲、大哀的抒情式戏剧中才能形成情调.这种抒情式戏剧中,抒情调性与戏剧本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戏剧情调是在戏剧性与抒情性、情节与情绪的相互交融中形成的.情调只是戏剧的美学特征之一,情调的有无与好坏不能成为评判戏剧好坏的标准.     

表现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

由于对"人"的重新肯定和张扬,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具有浓郁的"表现性"色彩.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民族写意艺术精神同表现主义戏剧的表现性特质相互修正、交汇融合,内化于戏剧艺术创作之中.表现主义在当代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戏剧实体,它往往只是作为依附性的亚结构融化于现实主义戏剧之中.表现主义戏剧对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深刻的表现性艺术气质.在直觉想象与观念呈现的戏剧思维中,同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相比,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少了些抽象化和观念性特点,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象化方式.当代中国一些实验性话剧中,戏剧结构的基本构架被打破,而代之以一种表现主义戏剧中常见的意识流似的心理结构;同西方表现主义戏剧一样,镜头化的叙事方式使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获得了一种对人物心理揭示的独特表现视角,给予观众以巨大的心灵震撼.     

新时期实验性话剧的三次文体变革

在新时期戏剧文体建构中,形意分离现象十分常见。新时期初期实验性话剧形式和内容广泛不对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手法的冗余,有些表现手法没有被充分地审美艺术化。第一次文体变革期间,话剧为了扩大舞台表现力而大量运用新的手法,这些手法很多是从功能意义角度去考虑的。第二次文体变革中的实验性话剧将诗性渗透到戏剧的内在肌理,形成了一种深层的诗性结构,这对戏剧文体的内部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文体变革追求的是一种物性的感受表达,其美学追求依托演员的表演,以使舞台表演达到一种人类学的深度,但在强调演员技术性的同时,对如何从技术性走向心灵、如何褪掉日常生活的具体物性从而走向精神性的过程重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