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类渗融和越界谈新诗的散文化

诗歌的散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经验事实.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这一现象肇始于唐代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它催动了宋诗整体风格的转换,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脉流的孑遗--延续到晚清诗坛的同光体(即宋诗派)诗潮,更是催生胡适文学主张的不可忽略的背景.但总体而言,古典诗歌的散文化是旧文学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它并未达到新诗的散文化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高度,两者是不可等量齐观的.[1] 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看,无论是古典诗歌或是现代新诗的散文化,都是一种文类的渗融和越界现象,它们共享了一些相似的文学机制运作规律.     

杜诗与新文学的建构

在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杜甫的诗学遗产并没有被遗忘,而是以一个隐形的"在场者"与显形的"参与者",从历史资源、新文学的愿景、创作方法、诗体重建等层面参与了新文学的建构,杜甫始终是"我们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