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铜器纹饰看商周文化剧变——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再探

商周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开源奠基之功，然对商周文化间的变化，学界有不同看法。纹饰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它的变化反映思想文化的变化，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在视礼为国家大事的商周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以我们选择青铜器纹饰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商周之间的变化。青铜器纹饰在商周的变化趋势可概括为神性向人性的回归。从青铜器纹饰所反映的思维来看，商人青铜器纹饰反映的是原始思维，而周人青铜器纹饰反映的是逻辑思维。商周之际先民在思雏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突破，从而导致商周之际文化发生了剧变.     

神性向人性的回归——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初探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青铜器呈现在世人面前.在对青铜器的整体研究中.纹饰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我们认为纹饰的变化体现了社会观念、思想文化的变化.通过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当时的思想观念已融入到纹饰制作当中,纹饰成为思想观念的物质载体.商周青铜器纹饰的交化反映了人类思想观念在此段历史中的演变,而这一演变的趋势可概括为神性向人性的回归.     

晋出公以下世系纪年考

晋国自出公以下,文献所见国君世系、纪年混乱不一,分歧巨大。■羌钟铭、清华简《系年》等新材料的出土提供了探讨此问题的新契机。司马迁在《晋世家》与《六国年表》中当利用了不同来源的史料。晋出公二十二年出奔,知伯强立所善哀公为晋君,是年为哀公元年。哀公二年,知氏被灭,三家更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年晋出公去世。魏史《纪年》、赵人所作《世本》皆不记哀公,直书继出公者为敬公,即不承认知伯强立晋君之合法性。如此,《史记》、古本《竹书纪年》所见众多分歧,可迎刃而解。晋出公至晋幽公之纪年,可由■羌钟铭考订,依上述考订国君世系,诸君纪年正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吻合。幽公之后,孝（桓）公继立,孝公二十年被韩、赵迁于屯留,孝公三十年更迁于端氏,在位共32年。继孝公而立者为静（悼）公。静公八年,赵夺端氏,静公寄居韩之屯留,为韩不容被弑,是年为公元前349年,晋绝不祀。     

子夏故里温邑考——兼与“卫国说”者商榷

子夏为孔子得意弟子之一,晚年设帐授徒,开创了著名的"西河学派",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关于子夏故里温邑的历史归属,众说纷纭,以至多种观点并存。经过对史料的梳理和考证,证明子夏是晋国温人,三家分晋后属魏国,并对卫国说所持理由做了重新考察。     

以德抗位:先秦儒家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抉择

"德位合一"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原则,体现着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政治理想。郭店简填补了先秦儒家德位关系思想演进中的缺环,由此可清楚地看出儒家学者在德位不一致的情况下,"以德抗位"的几种不同表现形式:在"德位相济"的原则下,孔子开启了"以德谏位"的传统,以温和的"讽谏"方式规劝在位者,体现出礼的规范性。子思也强调"以德抗位",但发展为"以德责位",表现出更强劲的姿态。孟子进一步提出"以德易位",是儒家德位关系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以德责位"与"以德易位"都程度不同地强调士人的独立性。荀子从建立制度角度出发,提出君臣都应"以德配位",回复到"德位相济"这一原则,大大丰富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表现出更加务实的态度,体现了新的政治思维模式。先秦儒家"以德抗位"的精神对后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