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末民初限制军人政治权利的立法

新政时期,清政府吸收国外主流处理军政关系的立法经验,在各项立法时对军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集会和结社等政治权利进行限制.民国初年,政府沿袭这一思路,也对军人的这些政治权利进行限制.总体上说,这一时期限制军人政治权利的立法,在实体法和审判程序上都还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     

沈家本与清末大理院创办

清末改革中,清政府将大理寺更名为大理院,作为清代的最高审判机关,专门掌管审判工作。沈家本作为第一任大理院正卿,利用自己一身多任的身份,有条不紊地在经营办公衙署、筹措创办和运行款项、奏调法政人材、接受各部现审工作、争取司法权限等方面为大理院的开办做出种种努力,使得大理院在短短半年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最高法院性质的审判机构,为我国现代司法审判体系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公司清算模式”下的遗产管理路径探寻

《民法典》对新增的遗产管理制度的设计过于简易,司法适用可能将面临困难。基于遗产管理与公司清算在功能、地位、权利义务等方面的相似性,公司清算规则可被改造性地借鉴引入遗产管理制度,具体通过确认遗产管理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限制继承人在遗产管理过程中处分遗产的权利、明确遗产管理人公示催告义务,以及保障遗产债权人的知情权与介入权来达成遗产管理流程的细化。     

罗马法无遗嘱继承制度的演进——以血亲继承的变化为视角

现代大陆法系无遗嘱继承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但无遗嘱继承范围和顺序确立的基础在罗马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最初的《十二表法》时期是以支配权关系为核心来确定无遗嘱继承的范围和顺序。古典法时期裁判官通过一系列裁判官告示确立了与罗马市民法平行的“裁判官遗产占有体系”,将一定的非处于家父支配权下的血缘亲属纳入到无遗嘱继承的范围,弥补了罗马市民法的不公正。优士丁尼通过法典化运动将市民法和裁判官法融合,建立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新的无遗嘱继承体系,从而奠定了现代无遗嘱继承制度的基本框架。     

中国奁产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价值

奁产（嫁妆）制度是中国古代婚姻财产制度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设立嫁妆原初之目的更多地是对不享有分家析产之权的女性以一定的财产补偿、保障女子在夫家的家庭地位以及避免女子因婚姻关系的解除而生计艰难。现代嫁妆婚俗又具备了原生家庭对婚姻关系持续期间的新生家庭的经济支持功能。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嫁妆制度逐步衍入于新的婚姻财产制度当中,按照我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实践的需求,嫁妆制度存在规范的必要性。在《民法典》中应当吸收现有《〈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关于婚约财产的规定,并按照赠与嫁妆的时间、赠与物的具体类别进行细化规定。     

试析清末云南审判厅和检察厅的开办

依据中央统一规划,云南审判厅筹办处在人才培养、衙署建设、制定审判规范、司法行政机构改革、法官考试等方面进行了精心筹备。云南首批各级审判厅、检察厅顺利开庭。各厅司法官的任命注重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司法审判经验,其官员身份改变了传统司法审判官、幕、吏的模式。各厅的开办,开始改变云南省行政官兼任司法审判官的旧制,开启了云南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立的历史,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的法制现代化。     

比例原则视角下数据可携权之适用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数据可携权,但具体实施规范仍待细化.我国缺乏法律指引下的数据可携权实操经验,以比例原则作为分析工具对欧盟数据可携权确立过程和实施进路研析,可以用一种规范结构的方式映射我国数据可携权的适用路径.我国下一阶段可以将数据可携权实施规范确定为技术条件标准的政策性实现策略与竞争法上的补充实施方案相结合的框架,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进行动态评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