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

中国加入WTO顺应了世界文明的潮流 ,WTO原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是当今时代的深刻主题之一 ,其结果必将促使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跃迁和升华。这次文化转型是 2 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脉延续 ,是“民主科学”启蒙口号的法制化的具体实践行动 ,它将是比“五四”更深刻、更切实、更有效的文化现代化转型运动。在全球化的文化流动中 ,中国的有识之士当在“对内促转型、对外促互动”中有所作为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说梦:人生之谜的沉思——莫言《食草家族》序

《食草家族》是莫言的第二部家族系列小说。 与《红高粱家族》及其它作品相比,这是作者的又一部更富于现代哲学意蕴和艺术追求的作品。作者更为成功地运用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艺术笔墨,在高密东北乡的凝重背景上,以食草家族各色人等的际遇兴衰、悲欢离合为线索,创造了一个深藏着人生之谜,浸透着作者对人生本原意义的探寻与思索的梦幻世界。     

当代文学的现状与未来趋向——本刊邀请部分从事文学评论和创作的同志举行座谈会

我国的新时期文学,已历时十年。对它的功过是非的估价,从去年北京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开始,评论界众说纷纭。但是,我们不能仅限于回首既往;正视它的现状,特别是展望它的未来,已成为评论界、创作界和广大读者更为关切的“热点”。今年九月,本刊邀请十几位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的同志,以“当代文学的现状与未来趋向”为题,进行了座谈。同志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表现了相当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现将发言摘要刊载如下:     

论改革时代文学的选择

当今改革时代的中国文学出现了两种偏向:一是迎合读者的胃口,呼唤“英雄”,二是艺术至上”,走向“淡化”。我觉得,前者太“现实”,后者太“不现实”,都不能算改革时代文学最优的选择。     

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之死”

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之死是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表现内容,是革命者英雄人格的最终完成、革命理想价值的最高体现。红色经典中对英雄之死进行了价值替代和有意义补偿,个人价值被融入了集体价值,肉体的湮灭意味着精神的永生等崇高意义的诠释。红色经典还对英雄之死的描写采取特殊的叙事策略,使用了“观看”模式和仪式性话语,这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产生重大影响,但也形成对死亡的单一价值判断和僵化的写作模式。     

岁月诗情与人格精神--臧克家先生与高兰教授

2005年,是臧克家先生(1905~2004)诞辰100周年,逝世一周年;是高兰先生(1909~1987)诞辰96周年,逝世18周年。回想与两位老前辈交往的情景,眼前时常浮现着他们慈祥的面容,耳边时常回响着他们爽朗的笑声,心中无法平静……他们沧桑百年的理想追求与艰辛跋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之死”

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之死是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表现内容,是革命者英雄人格的最终完成、革命理想价值的最高体现.红色经典中对英雄之死进行了价值替代和有意义补偿,个人价值被融入了集体价值,肉体的湮灭意味着精神的永生等崇高意义的诠释.红色经典还对英雄之死的描写采取特殊的叙事策略,使用了"观看"模式和仪式性话语,这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产生重大影响,但也形成对死亡的单一价值判断和僵化的写作模式.     

历史的进步:把文艺家推向市场

<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蓬蓬勃勃一江春水冲击着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靠吃计划经济“大奶子”生活的文艺团体同其他领域一样也是一片喧哗和骚动:“下海”者有之,成“大腕”者有之,心中“蠢蠢欲动”而行为循规蹈矩者有之,四体不勤而充满酸葡萄     

近代湖湘士风与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演进

青年毛泽东从17岁到27岁(1910-1920)的思想是起伏多变的,经其10年间的探索和历练,他的思想终于完成了质的跃迁。这种变化发展与近代湖湘士风的影响濡染密切相关。在儒学背景下形成的近代湖湘士风相继融合了洋务运动、留学风潮和苏俄红色革命所形成的多元开放的思想元素:传统士人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情怀里融进了“变法”制度的渴望;坐而论道的传统士风吸纳了异域近代西方文明成果而注重“知行合一”……这一切,成就了近代湖湘历史上士人社会群体行动的独特景观。青年毛泽东身在其中,思想不断发展演进:他从探究宇宙“大本大源”期望“圣贤救世”的客观唯心之说走向了“唯我”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进而走向“知行舍一”的“现实主义”和“实践至善”;严酷的现实斗争和异域苏俄革命的成功又使青年毛泽东抛弃了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找到了“救世”的良方在于“暴力革命”,找到了“救世”的力量在于“民众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