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的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此前的思想史主要包涵在经学史、学案史或学术史之中。比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于近代思想史多有论述,但不以“思想史”命名。比较早以“思想史”命名的思想史著作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而比较早以“思想史”命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则是郭湛波的《近五十     

翁同龢与胶州湾事件

胶州湾事件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对外交涉事件之一,对晚清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翁同龢作为奉旨办理该事件的重臣,因对近代外交懵懂无知,既不了解德国的最终欲求,也不了解德俄之间的相互勾结,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不明就里,处处被动。胶案发生伊始,一度寄希望于俄国的帮助,主张联俄;而后,基于对德交涉比较顺利,转而反对俄舰来华。而在与德国的交涉中,本来想减少损失,提出“另指一岛”,结果却步步落入德国租借胶澳的圈套。翁同龢办理该案可谓心力憔悴、屈辱备尝。而他因办理胶案激发出来的对中国变法重要性与急迫性的认识,与甲午战后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潮产生共鸣,成为维新思潮在戊戌年走向实践的重要背景。     

再论湖南时务学堂之争

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成果,然由此而来的纷争却成为牵动戊戌政局变动的线索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学界一般认为,时务学堂的纷争是新旧之争,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及其支持者为新派,反对者为旧派。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时务学堂之争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其核心与焦点都是“康党”“康学”。     

《中外日报》与戊戌己亥政局

《中外日报》由《时务日报》更名而来,本是呼吁变法的维新报刊。但戊戌政变之初,由于经理人汪康年与"康党"的矛盾,加之生存的需要,面对清廷追捕"康党"、停废新政、株连新党的倒行逆施,《中外日报》一方面及时表态拥护太后垂帘听政,另一方面对康党多有诋毁之词,且不乏幸灾乐祸之感。进入己亥年后,《中外日报》的报道策略发生明显转向,即不再颂扬太后、诋毁康党,而是走上呼吁变法、要求归政、反对废立的报道之路,与"康党"及其他"新党"报刊相配合,成为对抗清廷倒行逆施的重要舆论阵地。这既与"新党"同志的规劝有关,也是该报同人对清廷迟迟不行新政的失望使然。     

“康党”与戊戌时期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

甲午战败后,在民族危机的逼迫下,酝酿已久的维新力量渐趋活跃。各路维新志士函电往返,分析时局,商讨对策。1895年后,一个有着共同变法意愿的群体,逐渐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然而,这一由民族危机催生出来的变法群体颇为复杂。其中,由康门师徒构成的“康党”与其他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对戊戌维新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造成双方关系离合转变的关键在于“康党”有着与其他变法派不尽相同的学术思想、变法理论和结党做派。     

“学术热”中的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1990-2010）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学界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学术热”。在这次学术史研究的热潮中,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很多问题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他们不仅关注学术史研究的内涵与边界,更致力于爬梳一代学术的承传、流变与趋向。而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包括传统学术在近代的承传与流变;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学人、学派的学术思想与学术理念等问题。     

理势之辨、战和之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卖国——以徐继畬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步入近代伊始,徐继畬可谓是少数“开眼世界”的中国人之一。然而在1850年神光寺事件中,他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徐继畬因力主和局、反对轻启衅端而为时人所诟病,并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说成是“卖国”。这与洋务时期部分洋务派因主和而背负骂名的处境极为相似。事实上,徐继畬等人之所以主和是基于对敌强我弱之势的清楚认识,其主和是“势”不敌人的不得已之举,虽不免屈辱妥协的成分,但也不乏“卧薪尝胆”、“以屈求伸”的隐衷。因此,说其妥协退让、屈辱求和则可,说其卖国投降则不可。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陈宝箴与戊戌年湖南时务学堂人事变动

光绪二十四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玲,并同意梁启超等中文教习辞职。对陈宝箴的举动,现有的研究多认为是陈宝箴迫于湖南守旧派的压力的被动行为,但将其放置于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连续性态度,此举是陈宝箴对时务学堂激进教学的有意为之,折射出陈宝箴对与康有为等人变法路径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