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辩论期待更好传播

最近在中国有关转基因作物的激烈辩论凸显了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传播极为缺乏,也显示出政府迫切需要提高透明化。     

道义与报偿:中国科学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急科普意向

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中国科学家个人化的科普行为值得关注.通过建构基于计 划行为理论的概念模型,文章探讨了中国科学家在疫情突发时的应急传播意愿及其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科普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道德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科学家的科学 辟谣行为意愿;基于中国特殊背景提出的变量———感知机构支持能够影响科学家对于科普 的态度与感知行为收益,然而感知机构支持与感知行为收益都无法正向影响科学家的科普 行为意愿.由结果可知,中国科学家群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表现出强组织性特征以及在危 机情境之中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同时,研究也揭示了 “科学传播”向“知识表达”的转变趋势, 并阐释了这种转变在未来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论休谟对自然神论的批判与建设

在休谟的宗教批判思想中，对自然神论者鼓吹的理性的自然宗教及其设计论论证的批判占据了很大篇幅。然而熟悉《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读者，都会对代表休谟意见的斐罗①在对自然宗教的设计论证进行强有力的驳斥后又回到赞同设计论的立场感到奇怪。本文认为，如果从休谟自然主...     

转基因争议中媒体报道因素的影响评析———对SSCI数据库21年相关研究文献的系统分析

依据社会科学文献索引(SSCI)数据库中可检索的338篇文献(1992-2012),以媒介研究视角,对世界各国学者围绕欧美等国转基因争议中媒体报道因素影响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传播学考察,并对这些研究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分析,指出媒体在科学争议问题上的重要性。恰当的媒体操作,是中国转基因争议走出当前分裂困境的重要前提。媒体在科学争议问题上,应追求更广阔的多样性和更深层的真实性。     

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以四大主要国际科学会议为例

科学传播模型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科普到公众参与科学的演变,但公众参与科学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本文通过对以主要国际学术会议为载体的欧美科学传播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科学传播正在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欧美科学界日常行为中.“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具有融入公共生活、成为科学界内部的基本行为规范、与科学传播者各种行为紧密结合、多主体共同参与四个特点.如果把“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当作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所遇挑战的折衷解决方案,它可以调动科学家更灵活、更多层次地参与科学传播,从而让科学传播更容易适应社会要求、让社会更全面接触科学界和科学家.在欧美科学界,尽管“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已经充分融入科学基金管理、专业科学会议等,但这一过程仍然刚刚开始,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科学界目前从政策层面尚无主动推动“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意愿,但中国网红科学家已经体现出“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部分特点.     

知识可以改变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吗?——探究科技争议下的极化态度

文章探讨了生物技术知识与公众对转基因态度之间的关系。通过检视不同时代、不同国情背景下的调研数据,发现掌握生物技术知识的程度在总体上并不能与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形成稳定的正相关性。相反,在不同国家以及转基因争议的不同阶段,生物技术知识和受众学历在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上作用似乎不同。通过系统探讨转基因争议的媒体因素与心理机制推断: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争议情景下,人们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性心理认知机制被激活,取代了他们利用知识进行理性衡量的认知手段。这一研究为理解科技争议与极化态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中国涉农公务员群体转基因态度、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由于特殊的职业属性与身份特质，公务员群体的转基因态度对社会公众具有一定的示范与引导作用。通过对全国3018名主要涉农公务员进行转基因态度及认知的问卷调查发现：公务员群体整体上对转基因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同时伴有一定的担忧情绪。在转基因议题上，公务员群体呈现出明显的个人行为态度与国家行为态度的二元分化。在个人消费层面上，公务员群体依旧抱有较为保守的反对态度；而在国家研发与管控层面上，公务员群体则表现出与国家政策方针较为一致的支持态度。此外，公务员群体整体基因科学素养不高，并倾向于对转基因阴谋论持有中立或认可的态度。心理风险感知是公务员群体支持或反对转基因最为重要的认知因素。因此，有必要针对公务员群体开展定向的转基因科普宣传，提高这一群体的基因科学素养、降低其阴谋论认知并对其心理风险感知进行有的放矢的干涉。这些工作有望改善公务员群体对转基因的态度，进而推动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