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分置、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

脱贫攻坚完成后,乡村振兴将是中国面临的更艰巨的任务。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不同,文章认为乡村衰败的原因并不是农民缺少土地交易的自主权,由乡村集体组织解体导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匮乏、土地产权碎化以及集体经济对资本的屏蔽才是造成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回归古典成本函数,将市场视为由公共和个体构成的一元整体,分析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共生关系,可以发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潜力并没有被全部挖掘。未来农村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将村集体组织改造为能够捕获各类资本的现代组织,并由其承担重资产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农户可以轻资产运行。由于小农生产模式和公共服务集体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因此,需要将耕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重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农业平台,完成农业的资本化。是否完善了公共服务以及能否自主地创造充足的现金流是检验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准,为此,要尝试设计价格型政策工具,探索多样化的运营模式,努力推动资本下乡。     

平台经济的公共属性与市场边界

平台经济是否涉嫌垄断的争论,蔽于对企业结构研究的缺失。亚当·斯密语境下的市场是一个不完整的局部市场,公共产品由此被作为“无形的手”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平台经济的本质就是所有“应用企业”共享的公共服务,只有在包含公共服务的完整市场框架里,才能展开垄断与反垄断的讨论。任何企业的成本结构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大部分构成,其中,固定成本导致的重资产门槛,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成功构筑资产负债表的最大障碍。而公共产品使应用企业可以通过共享经济,极大地降低其构筑资产负债表的门槛。通过为其他企业提供公共服务进而获利的企业,就是平台企业。公共产品生产过程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决定了平台企业的发展趋势必定是垄断,而对冲垄断的政策工具不是拆分而是改制——将平台企业公有化。由此可构建一个由“平台企业—应用企业+公有制—私有制”组成的企业结构矩阵。在这一矩阵下,市场的最终效率取决于企业性质与所有制之间的正确组合。平台企业既可以通过拆分降维为“应用企业”,“应用企业”也可以通过整合升维为平台企业。要形成完整的市场,关键在于约束不同维度的企业不能跨维度运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基于资本-劳动两阶段增长模型的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历史逻辑,必须将这一判断放置在一个更一般的增长模型框架内精心讨论。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型增长和劳动型增长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短缺导致拥有资本的阶层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进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就未来全球的分工格局而言,土地金融推动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资本与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由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轨制可能是最佳选择。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中国将与全球一起共同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资本竞争视域下的最优贴现率

通过将主流经济学中针对产品和要素配置的市场竞争拓展到资本领域，可以从资本价格和贴现率入手，构建一个资本竞争的范式。任何贴现率都面临收益和风险之间的权衡，资本之间的竞争最终取决于资产的临界贴现率。要达到风险—收益的最佳组合，就需要在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之间重新配置信用。在开放经济下，不同的资本市场分别通过调控贴现率和信用额度相互竞争。货币政策的核心，就是管理贴现率以避免任何一个层级的资产价格因信用额度不足而崩溃。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本，中国必须做好独立创造基础货币的准备，不恰当的财税改革可能令中国不战自溃。贴现率对虚拟和实体财富具有完全相反的效果，进而导致财富管理两难，“双轨制”很可能是“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唯一的制度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范式及政策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需求侧管理提出的理论,但由于主流经济学中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是基于西方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静态理论,其理论基础存在缺陷。与传统的"供给—需求"分析视角不同,基于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的"资本—劳动"范式能够更好地分析宏观经济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够在新的范式中得到界定。按照这一范式,在现代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启动资本主要通过金融制度创造未来劳动剩余贴现,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导致政策的镜像效应,因而不存在能够同时满足资本和劳动两个目标的宏观政策,资本和现金流之间的贴现率才应是宏观政策关注的核心。     

公共产品价格理论的重建

依据一个不同于传统理论的公共产品定价模型,市场竞争被分为消费者竞争和生产者竞争两种状态.当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时,竞争发生在消费者之间,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当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时,竞争发生在生产者之间,价格等于边际上生产者能够获得正利润时的最低价格.由于假设所有消费者偏好不同,当市场扩大,剩余增加,市场将会分裂出新的产品,以减少消费者的效用损失.当相邻产品之间的竞争达到均衡时,两个产品市场上边际消费者效用相等.根据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全部均衡必定是由"价格-规模-种类数"三者同时决定的.这个定价工具的应用,将使公共产品同私人产品的定价没有本质差别.     

经济内循环:底层架构与制度方向

内循环是近期中央针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所做的表述,表明相关战略出现了重大转变。外循环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由此获得了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对外循环效果的崇拜导致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资本市场及由此带来的货币自主被忽视。中美两国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原有的分工格局难以维系。内循环不是闭关锁国式的倒退,而是对外开放的升级;不是减少对外需求,而是将客场交易转变为主场交易。货币内生是支撑经济内循环的底层架构,要实现经济内循环,首先要解决资本内生问题,其次是培育本地市场。纵观经济史,双循环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以哪种循环为主取决于一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外部选择和主要矛盾,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会呈现多重复合状况。经济内循环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与其争论内循环和外循环孰优孰劣,不如积极创造内循环所需要的资本和市场条件。     

现代增长与信用货币——一个“双螺旋”增长假说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理论和增长理论是两个独立的分支。本文在两阶段增长模型框架内,进一步构建一个包含资本和现金流的动态"双螺旋"现代增长模型,将货币与增长问题整合到一个互洽的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下,经济被视为一系列商业模式的集合,所有商业模式都可以分为资本型增长和运营型增长两个阶段。现代增长通过信用将两个阶段连接起来,构成"双螺旋"式的增长循环。通过将未来收益贴现获得资本是现代增长区别于传统增长最重要的特征。基于信用生成的货币在现代增长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     

基于科斯定理的价格理论修正

科斯定理实际上已经触摸到了一个不同于完全竞争的新的价格理论。由于这一定理被局限在要素市场上,故无法彻底取代传统的价格理论。对传统价格理论的改进,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用消费人取代自然人作为研究对象,市场的规模由具有正的效用和预算两个集合的交集界定;第二,引入哈耶克产品概念取代无差异产品假设;第三,根据科斯—威克瑞定价基准,用熊彼特竞争取代完全竞争。据此建立起一个可以同时解释产品价格、市场规模和新产品出现的定价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