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现实问题上,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向来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上海”角度反思并重建上海与文学的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而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问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画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这些面相提醒我们,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上海”有着时间及记忆上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超迈与随俗:陶东风先生及其文化研究

为陶东风先生描画其“思想肖像”,并非一件易事。像大多数以学术为志业的学院学者一样,他的个人性情、心路历程、乃至“微言大义”,往往隐藏在学术背后,成为一种“压在纸背的心情”,不细细体会,就不能明白。陶先生一九五九年出生,童年及青少年是在“文革”中渡过的。虽然算起来,陶先生当属学者刘小枫所划分的“‘四五’一代”———“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①但“文革”对他而言,只能算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对他此后学术的影响是隐秘的。陶先生一九七八年进入大学,像所有“‘四五’一代”一…     

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青年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是在近代中国青年阶层诞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内容来看,《新青年》的主题是“青年”和“青春”。这些大量涌现的以“青年”为主题的论述文章,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陈独秀以“青年”命名刊物的用心主要表现为：首先“青年”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其次,“青年”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因此,一方面,“青年”作为被启蒙的对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年”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能更容易获得认同。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是双向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青年’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就近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也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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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从西方刚刚兴起的"新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可能性,可以发现"新文化史"和文学研究有共通之处,"新文化史"对"文化"的开放性理解,它非常灵活的历史写作,对目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编纂都有启示意义.     

作为方法的“文学上海”——上海与文学关系的反思与重建

“文学上海”(Literary Shanghai)是在“海派文学”(Shanghai Style Literature)、“上海文学”(Shanghai Literature)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旨在重建上海与文学、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文学上海”在结构上包含“文学中的上海”、“文学化的上海”以及“文学与上海”三个层次,另一方面,“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上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上海文学历史中,被不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