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世纪秦陇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秦陇地区的史学具有久远的传统,从先秦到西汉,秦陇地区是史官与史家最为集中之地,诞生了杰出的史家,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史著。公元3-6世纪,在秦陇地区立国建号者大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因以史求治和宣扬“正统”等政治需求,使史学受到了较大的重视,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秦陇史学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主要表现为史家群体的官方色彩、史学活动的官方色彩、史著内容的官方色彩,构成当时秦陇史学的区域性特征。     

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史学的发展

巴蜀地区是一个具有明显共同特征的相对封闭、稳定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的史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私家撰史上。从总体上看,当时巴蜀史学的基本状况是私强官弱,即主要以私人撰述为主,官方史学明显衰微,成绩较为有限。     

公元3-6世纪三晋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三晋地处异质文化交汇地带,形成了多元性的地域风俗和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三晋地区便出现了《晋乘》、《晋春秋》等史著以及坚持书法不隐的良史董狐。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的传播和发展较快,以史论事,撰述记史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精于史学,任职史官,撰修史著者,为数不少。北魏时期,一批河西著名学者的群体性迁徙,对公元5世纪中后期三晋地区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发展显现出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史学人才大多以家族的形态出现,家族性习史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

在古代中国,与政治上的需要相比较,普遍存在的留名后世以图不朽的心理需求,是对史学发展更具“普遍意义”的推动力,这种心理需求自东汉起表现得日趋强烈。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立碑述德渐成风气,史传写作也日趋增多。三国时期,虽曹魏政权一度有过禁碑之令,但树碑镌铭之风没有丝毫减退。两晋十六国时期,“书名竹帛”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好名”心态仍然十分普遍。南北朝时期,留名后世的愿望表现得更为强烈,但把史传的记述作为留名后世的一种依托,较之镌石勒铭更为普遍,这对史著的撰写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