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霸权、阶级形成与身份区隔——建筑工研究的社会学视角综述与展望

本文是对以建筑工为研究对象的四项社会学研究的综述。周潇（2007）、蔡禾和贾文娟（2009）等从＂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建筑工地的控制与反抗关系,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和亓昕（2011）则分别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和＂工地政体＂的角度探讨了工人阶级形成的可能性。笔者以前人研究为基础,结合田野材料,提出建筑工研究的身份区隔视角。     

家庭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视野

家庭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既要植根于本土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理论。可资纳入的理论框架既包括纵向的社会转型与家庭转变、家庭发展与家庭生命周期,又包括横向的系统视角与家庭生态系统、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这些理论有助于实务工作者从变迁、生态、互动以及差异的综合维度理解中国家庭和家庭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务工作。     

基于问题和需求的新婚家庭辅导——来自家庭系统理论的视角

新婚期既是家庭形成和巩固的关键时期,也是家庭问题和矛盾频发的阶段,开展新婚家庭辅导具有重要意义。从系统视角理解家庭,发现新婚家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婚姻角色适应不良、亲属关系处理不当、家务和家庭决策分工不清、财务管理权利不明等,相应的家庭需求有正向积极的夫妻关系、和谐友好的亲属关系、明确清晰的家庭规范以及实现以上三点的能力。针对这些问题和需求,系统视角下的新婚家庭辅导提出通过直接辅导和沟通技巧的传授,协助新婚夫妇处理好夫妻关系、亲属关系,引导建立适切有弹性的家庭规范和家庭原则,通过平等民主的协商制定家庭计划,并在此过程中帮助新婚家庭构筑符合夫妻双方期待的家庭模式。     

老一代农民工的主体策略与身份再生产 ——基于E地铁工地农民工的考察

通过研究E地铁工地的老一代农民工,发现受制于城乡制度区隔、社会区隔、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以及家庭生计维系等多重结构因素,老一代农民工在工作场所采取了生存伦理的日常实践策略,并在行动层面表现出总体服从的特征;而在劳动权益受损时,则发展出以农民工身份作为武器的维权策略,并伴随维权目的的达成而强化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同。概言之,在多重结构因素约束下,老一代农民工基于当前利益计算的主体策略,在满足其经济诉求的同时,也大大延缓了其身份转变的可能性。      

身份、边界与认同分化:国有建筑企业二元用工的生成与维系

基于劳务派遣、劳务分包等非正规用工的二元用工,当前已成为国有建筑企业普遍采用的用工制度。以往研究对国有建筑企业二元用工的产生发展和实践表现有所呈现,但关于其实现机制的探讨尚显不足。文章基于国有建筑企业S集团公司的个案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伴随行业生产管理体制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建筑行业和国有建筑企业先后通过制造身份差异构筑边界和利用城—乡公民身份差异划定边界,使得二元用工体制得以形成;之后,通过工作场所中身份区隔的劳动管理实践,维护了二元用工的边界;而职工和劳务工基于劳动体验和社会地位差异的认同分化和身份再生产,则保证了国有建筑企业二元用工体系的维系。概言之,国有建筑企业二元用工的生成和维系,是国家、企业组织和劳动者三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但在其过程中,国家而非资本,居于主导地位。      

现实与彼岸: 外来女工的生活世界与城市融入 ——以北京市为例

生活世界是探讨外来女工城市生涯的重要概念.对北京市外来女工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就业层次低、 经济压力大,职业前景差、 城市生活难,社会支持薄弱、 社会资本匮乏以及群体文化模糊、 地位评价消极等构成了外来女工生活世界的表层图景,也是影响其城市融入的一般因素.而对访谈资料的深入分析则发现,传统性别规范和国家排斥性政策才是外来女工生活世界的深层结构,前者通过作用于教育机会获得、 职业素养累积和职业地位提升而阻碍其职业发展,后者通过户籍管理制度、 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城市规划和人才政策限制了其公民权利,二者共同作用构成其融入城市的根本障碍.因此,只有从主体和结构两个方向着力,根本重构外来女工的生活世界,才可能真正实现其城市融入.     

发展公益型社会组织的政府主导模式研究——以北京市东城区等地为例

在回顾关于社会组织的功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等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政府在主导公益型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赋权增能和约束控制并举的策略。并以北京市东城区等地方政府培育和发展公益型社会组织的经验为例,总结了政府主导的公益型社会组织发展的共同特点,指出当前发展公益型社会组织的政府主导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和可行的发展方向。     

互联网使用与失独群体自我增能

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和运行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人们互动的形式、范围和方式,而且拓展了人们行动的潜能。作为沉浸于失去独生子女痛苦中的父母,失独群体本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但是,互联网的使用为他们建立了群体内部的联络和支持机制。群内关系由最初的抱团取暖、同命互助,发展为群体自觉、团结维权,进而到各执一词、分歧出现,最后在讨论、协商与反思中达成求同存异、共同维权。互联网的使用重构了弱势群体本身以及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群体以及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