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率的下降

马克思从 C V S=C'这一公式引伸出来三个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 C/V,剩余价值率S/V 和利润率 S/(C V),然后他从这三个比率演绎出利润率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下降的理论。在这里发生三个问题:(一)技术进步是否一定意味着不变资本较可变资本增加得快;(二)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时,剩余价值率是否仍保持不变;(三)如果剩余价值率长期保持不变,那末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引起的生产巨大发展,大部分利益必定是工人阶级享有了,这岂不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理论相矛盾吗?作者认为,1849～1939年美国制造业的统计资料不能证明马克思的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规律。这种情形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马克思的公式不能概括和反映生产技术的强大发展和非生产费用的不断增长。如果把传统的公式加以修正,使其能够表现这些情况,则规律所要求的发展趋势就会重新出现了。关于第三个问题,作者认为,马克思从来不曾提出无产阶级长期贫困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德国修正主义者强加给他的,马克思的虔诚信徒也把他从来不曾表述过的东西作为他的理论。但是,主张无产阶级长期贫困化等于否定技术进步会增加每人-时的产量,从而增加每小时的工资,同时也否定工人们可以通过工会的强大力量来提高工资。然而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正确性恰在于大众消费的增加,而非他们所臆断的无产阶级长期贫困化。     

实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

1.新福利经济学是响应实证主义革命的挑战而产生的。最初是巴莱多的“最适度”或“效率”法则。最近廿年来福利经济学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是卡尔多、希克斯和森托夫斯基等的补偿原则;二是贝格森、萨末尔逊和格瑞夫等的社会福利函数。2.新旧福利经济学者都假定观察者对个人的偏好是全知的。但效用只是一种主观的量度,经济学者只可能根据观察到的实际行为作某些假定,但这种全知的假定却不能完全接受。假如以观察者无知的假定来代替全知的假定,则作为标准的“效率”就必须严格予以修正。3.关于福利经济学者所提出的补偿问题,如假定对个人偏好为无知,则其预言只能在补偿全部支付后才能支持或拒绝。如假定为全知,则补偿的实际支付可以说没有必要。福利经济学者对个人消费和生产决定方面可能存在的外在影响,却根本没有提到。这都和实际不符合。4.社会福利函数排列了一切可能的社会形势,并允许外界观察者选择其中“最好”的一个。这个最好点是位于“福利边界”上。但这个“福利边界”的正确意义并不明确,引起许多逻辑上的矛盾。5.政治经济学者有发见“价值是什么”的特殊任务。他的假定必须是采用政治命题的形式。他的工作是要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内发见缺点并建议可能的变革。由于“社会”价值不能离开自由社会的个人价值而存在,所以选择集团成员的一致同意才是保证变革有益的唯一检验。     

帝国主义意义的修正

无论1914年前的情况怎样,海外投资决不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措施。战后世界各国都极其缺乏资本,每个地方的国内投资都有利可图。国外投资是否合算问题,霍布森肯定说,如把所包括的附加成本计算在内,并不合算;斯特拉彻最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熊菲尔德说,海外投资只有在利润超过国内投资三、四倍以上才对国家有利,这个结论虽则可能稍有夸张,但他的一般论点看来是正确的。现在帝国主义的含义必须和它过去的含义有所不同。在政治领域中,前宗主国必须接受它的伙伴扣前殖民地的反对和批评,不能把它们都作为叛乱而用武力来镇压。在经济领域中,前宗主国必须控制它们的公民剥削前殖民地。最广义的帝国主义不仅和海外的资本家投资有关,同时也扣一个集团行使权力剥削被征服和被镇压的另一个集团有关。经济帝国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好处,现在可能随着武力的减少而变得更大,同时发展的趋势是对贫国更有利。今天的“帝国主义”愈来愈成为这样,不是再次纯粹倚赖武力就是倚赖一种合伙关系,按照均等观念或一致的政治扣经济利益来使各国间更加相互平等。     

主要产品经济增长理论

用主要产品来研究经济史主要是加拿大的创举;这确实也是加拿大对政治经济学最有特色的贡献。在输出已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国家,这种理论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这个专门名词——主要产品或几种主要产品(staple or staples)研究法,或者理论或者命题——是加拿大人提出的,同时象加拿大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那样坚持应用这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