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考

本文利用敦煌资料及正史资料对归义军与辽、辽与甘州回鹘、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的互使或战争关系作了考察，并从时间上入手，对这三个政权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种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是为各政权之间的战略格局所左右的，它既反映了唐宋之时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族关系的变化，也透视了这一时期各族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互相争斗与制衡的大势     

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

本文对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开展贡使交通的时间应始于唐朝晚期，双方贡使交通道路主要有四条。文章并通过对甘州回鹘派贡使与中原诸王朝保持密切交往的史实，特别是Ｓ８４４４号敦煌文书的剖析，指出这种贡使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杠杆的贸易关系，是唐代绢马贸易的继续。这种关系的长期维持，有利于双方经济的互补，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各族之间的接触和了解，加强了周边地区民族的向心力，具有积极意义     

陈子昂的河西之行与唐代同城考辨

同城在唐代是边防上的一个军事要塞。唐初,这里设过同城守捉。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为了安置北部归服的突厥百姓,这里曾设安北都护府。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同城又升格为宁寇军驻所。唐廷在同城屯设重兵,不断经营,足以说明其地位之重要。唐代同城由陇右道甘州统辖。其地理位置,文献记载都认为在甘肃张掖的北部,这个大的方向基本是对的。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距离张掖远近,诸说却各持一端,大相径庭,甚至同一书中,前后矛盾,自相牴牾。     

说武则天时期的冗官政治

在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上,许多学者对其用人政策作了充分肯定。认为武则天有识人之鉴,善于选拔人才,务取真才实贤。笔者则认为,武则天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广开仕路,放手招官,这不仅给她统治的王朝造成了混乱,同时破坏了唐朝初期的选举制度,开启了有唐一代的冗官政治。兹就武则天推行冗官政治的背景、表现及其造成的影响略陈管见,以期指正。一武则天时期冗官政治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武德年间,天下初定,百事待举,官员不充。官吏的选举没有固定制度,存在着较为混乱的状况。对此,杜佑曾有记载:     

关于隋朝改革地方机构问题的几点辨析

隋朝建立以后,曾经进行过一系列改革。其中表现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主要是:在开皇初期,隋文帝杨坚罢去五百余郡,以州领县;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并省州县,又改州为郡。由杨氏父子前后进行的这一改革,一扫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机构的混乱局面,把存在了六百余年的州郡县三级制变为郡县两级制,简化了重叠机构,减少了官员设置,整顿了官僚队伍,加强了中央集权,应当加以肯定。然而有一些专著和文章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叙述却语焉不详,不够准确;或者出于某一观点的需要而否定这一改革的效果;或则出于个人的好恶而置隋炀帝在其中的作用于不顾。凡此,笔者认为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宗旨,故撰拙文以为辨析。     

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

吐蕃建国后陆续制定的各项制度受到突厥制度的很大影响:吐蕃王朝设立的行政建制如(ru)、职官奎本、如本和贡论、囊论、喻寒波等都是效法突厥,而非仿照唐制;吐蕃实行兵民合一,以十进制编制军队,设千户、万户,制定严刑峻法,犯罪必施以重刑,对盗窃罪按盗窃之物的数倍乃至几十倍追征等,亦是源自突厥;在苯教丧葬仪规中以羊马作为献祭品同样也和突厥有一定关系.藏族传世史籍记载吐蕃法律及事业仿效突厥、回纥确有所据.     

薛举起兵考论

隋末大起义是一场规模大,支派多,时间长的政治运动。错纵复杂的社会矛盾几乎使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卷了进来,给这一运动涂上了光怪陆离的色彩,使人难以辨识其详细面目。解放后,史学界在对隋末大起义的研究中取得了大量成果,然而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对一些隋朝官吏出身的人所领导的起兵,却采取简单化的做法,往往冠以“地主武装”的帽子,而不作深究,当然也就谈不上实事求是的评价。如薛举起兵即其一例。     

锁阳城杂考

锁阳城遗址,在今安西县东南踏实公社南坝大队附近,地处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中。锁阳城虽已成废墟,但城垣仍在,且高而厚实,四周尚筑有若干用以加固的马面。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在北,内城居南,还有四个瓮城,城内密布断垣残壁,由此想见当年规模的宏大。城北有无门小土堡两个,据说曾用以关押战俘,城西沟洫纵横曲折,依稀可辨,应为古代的灌溉渠道;城南则有许多隆起的小土包,很可能是墓葬群。锁阳城历尽沧桑,沦为废墟,但其几千年来沿革的历史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汉唐以来我国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雁门事变”及其相关问题论述

大业十一（615）年爆发的雁门事变是隋与突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厥与隋由和睦转向对抗的原因是其力量逐渐强大和隋炀帝治国策略的失误。事变得以解决的因素，从突厥方面来看，是因其骑兵不擅攻城，隋援军已逼近，季节将要变换，后勤补给又不充分。事变后隋因内外交因而灭亡，东突厥成为东亚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