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新诗建设观

闻一多1912年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很长时间里他并未注意到诗歌界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新青年》开始刊登白话诗),而专心致志地研究古典文学,并以能写漂亮的旧体诗文而受到师友的赞赏。“五四”运动打开了他的政治、文学眼界,把他推入中国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中。他于1920年兴致勃勃地开始试写新诗。1921年,旗帜鲜明地宣告:“若要去做诗,只有新诗这条路走”,“要做诗,定得做新诗”。他大步跨进最早的新诗建设者的行列。同许多新诗诗人一样,除了大量创制新诗,闻一多也热衷于新诗建设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接触到新诗发展的若干本质     

论新诗艺术潮流

从十九世纪末维新派文人倡导“诗界革命”开始,中国诗歌史进入由传统旧诗向现代新诗发展的演变过程。革新派的诗人们在漫长的历史途程中连续不断,前后相继,为创造同已经发展了的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及美学观念相适应的新的诗歌样式而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与实践。这种追求与实践不是单一的,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诗学观念,创作趋向的流动、交叉、竞争与累积,逐渐按新诗发展规律形成了各具自身功能而又互相联系、渗透的多元新诗艺术形态结构。这种不同的诗学观念,创作趋向即本文所述艺术潮流。潮流不一定必然产生流派,但流派总是比较集中地体现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甚至领起或推动某种潮流。     

新时期绿原对现代诗艺术的理解与实践

绿原认为，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和人，现代诗追求复杂的内蕴和复杂的表达。中国现代诗必须学习西方的现代诗，但不能简单地追随与模仿，应从自己创作实际出发进行借鉴和吸取。绿原从自己四十年代就形成的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创作准则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现代诗的艺术表现力。文章从“复杂的象征、暗示”，“智、理的表达”，“挖掘内心”，“史诗视野”几个方面展示出他融化现代诗艺术的创造性的匠心。     

对于朱自清新诗艺术发展史论的思考

朱自清对新诗艺术发展的历史思考极为独特。他虽然立于新诗发展的现实潮流之中,却能超越现代人论现代事的狭小眼界,而以阔大的胸怀、细密的思路去把握新诗发展的动向与流变,得出一系列至今读来仍然令人信服的结论。他的这种史论大多散见于很多文章,尚未系统整理,需要仔细发掘才能梳理出头绪。以下仅从四个方面试作探讨。     

论卞之琳的主知诗

卞之琳于1930年秋冬之际开始写作新诗.最初的作品有新月派诗风的痕迹.也在1930年,他“读起了波特菜(尔),高蹈派诗人,魏尔伦、玛拉美以及其他象征派诗人”,而且又迅速“转移到瓦雷里和里尔克晚期作品.”还接触到艾略特、奥登等.这些诗歌与他的艺术个性、艺术追求如此合拍.迅速促使他形成不仅用心灵感知情思,而且用理智思辨情思的创作路向.同当时现代派诗崇尚潜隐抒情的风气一致,他不断写出主情风格的诗作,但越来越显露出后期象征派诗的知性色泽.到1935年12月出版《鱼目集》,他就向诗坛献出了一系列完全意义的主知诗,以后更一发而不可收.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派主知诗,在当时及以后乃至当今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为卞之琳奠定了新诗史上的显目地位.卞之琳前期诗作的“现代性”也主要突现在这些主知诗中.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融化传统文化、文学的思路

本文通过阐释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化、文学观念、文化思想史研究、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些特点,说明他在当时对于融化传统文化、文学有价值成份问题已有自觉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与复古派、东方文化派固守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旧质的保守主义态度绝然不同,而对早期《新青年》派不无偏激的建设新文化观则是一种补充。     

论1927—1937年间闻一多思想的发展

一般论者认为1927—1937年间闻一多进入学者时期,思想潜沉,活动敛迹,记述都十分简略。本文多方面展示过去闻一多传记很少涉及的资料,并阐述闻在这一时期内心深处出世与入世交相争执的矛盾以及一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与博大审美襟怀的文学史观的逐步建立等等。闻一多这一时期思想变化仍是深刻的,而这正是他抗战爆发后思想大转折的基础。     

胡风论革命诗歌

胡风诗学理论著述大多发表于三十年代后期及四十年代。他的诗学思想来自革命诗歌大潮,而又以其独特的思考给予这一潮流以重大影响。这一特点需要联系革命诗歌的发展才能清晰地说明。 在通行的文学史论著中革命诗歌特指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艺术观指导或影响下的那些诗人的诗作,主要是政治诗。但需要谨慎地使用这一概念,不可得出除此以外都是非革命诗歌的结论。如果着眼于反抗与变革黑暗现实的意向,那个时代大多数诗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