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风险与制度补救:改革中民主法治的工具性理解

改革存在风险,对风险的规避方式有二：事前的"好人政府"的保证和事后的制度修正与补救。在一个不再相信神话和英雄的当代社会,人们无法期待天定的"明君贤相",只能进行事后补救。当结论不正确时,制度能及时补正,避免全局性长期性政策失误。民主正是这样一种纠错机制,而纠错的运作手段莫过于法治。民主与法治是改革成功的保障。     

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大跃进中,党取得在政治体系的绝对地位,中共政治由此在大跃进中发生三大变化。以组织、思想为取向的官僚政治的形成,使得政工干部习惯和擅长的群众动员成为中共的主要行为手段,为在文化领域革命中引入群众动员打开了缺口;之后群众动员在经济领域遭到失败,但充斥于大跃进中的乐观主义和盲目自信使得中共政治的重心转向经济领域之外,在文化领域发动革命成为可能选择。并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党内分歧激化并公开化,而解决分歧的方式也由“文明准则”变为严厉的政治斗争,使得打击党内的“走资派”渐渐提上日程,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     

试论民主的社会基础与成长过程

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 ,它还是一种权利和观念。民主建设不仅需要创建一种制度 ,而且需要培育民主的社会基础。自由市场滋生了民主的观念与习惯 ,而这种观念的外化即为民主的制度。这是民主的社会生长点。民主化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 ,它无法脱离这个过程而独立发展。因此 ,我们只能在一个综合的过程中去考虑民主的建立问题。它与经济发展和意识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民主的成长过程。成长的结果即是培育出民主的社会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