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性地区主义及其发生机制——以东亚和拉美为例

伴随着20世纪以来地区主义实践的全球拓展,层次介于主权国家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地区"日渐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形态各异的地区主义理论方兴未艾。行为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张力意味着地区主义存在实质性与象征性的分野。所谓象征性地区主义即参与者不是为了真正履行地区制度安排的实质功能或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价值目标,而是从技术或策略的角度将地区主义建设作为政治表达功能的载体或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性手段的地区主义实践。在东亚和拉美,象征性地区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地区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制度统合性的缺乏和市场向心力的低下,具体表现为复杂重叠的地区制度建设和"弱互补与强依赖"的地区市场。象征性地区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后发国家摆脱西方殖民体系以来国家建设的特殊需要,是主权巩固目标驱动下的实用主义决策。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年）,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