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问题

在中国,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消极执行的问题,同时也常常出现运动式执行的情况。二者的交替出现使得公共政策表现出波动式执行的特征。对此,本文通过对一个政策执行案例动态过程的深入分析,揭示出这种政策执行的问题与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有关。政策适用性低与执行压力变化是导致消极执行与运动式执行的根源。而且,这种波动式的政策执行往往在基层社会积累和引发矛盾,造成治理问题。     

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

中国农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学界重点关注的主题,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学界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村治理的研究经历了理论范式的诸多变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极权主义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市场转型理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等,这些理论都为分析中国的农村治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从整体来看,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是西方社会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即不断引进和调整新的理论框架,以适合中国农村的特质.对于这种理论变迁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内在理路,寻找适宜的分析方法.     

劳模演播室促进员工岗位成才的实践与探索

当前,华东六普正处在三次创业的攻坚阶段,70857井队也面临着发展的新机遇。面临新形势的发展需求,基层党支部要怎样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怎样紧抓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带领员工全面投入三次创业的进程中,怎样培养优秀人才为六普的发展贡献力量,这些都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文作者就对此进行简单探讨。     

社会分层视角下青少年校外时间安排研究--基于CEPS基线数据的分析

中国家庭竞争性地参与到校外补习、兴趣班、特长班、夏令营等结构化校外活动,成为扩大教育结果不均等、增加家长焦虑的来源。文章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为例,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校外活动安排特别是结构化校外活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少年校外时间安排的阶层差异明显。具体而言,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更倾向于对青少年的校外时间进行精心策划和安排,参加各类结构化校外活动的比率更高,每周用于校外作业、参加辅导班的时间也更长,用于结构化校外活动的经济投入也更多。相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对青少年的校外时间更缺乏规划,在结构化校外活动的参与广度、参与强度和资金投入度上均处于劣势,用于非结构化校外活动的时间则较多。     

新苏南模式与农村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转制被认为是苏南模式终结的标志。但笔者通过对苏南地区的实地调查发现,苏南模式仍然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后乡镇企业时代的苏南模式从实体企业转向了资本经营,同时吸纳村民入股,具有集体和个体合作共存的所有权形式。并且集体通过创造全村福利的形式继续获得村民对于集体化发展道路的支持。这种延续集体经济的模式值得学术界重视,其发展前景也需要更多的关注。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合建设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地区为例

内蒙古自治区是五百多万少数民族聚居地,更是蒙古族最大的聚居地,研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合从2004年试点到2009年初步建立以来的建设效果,分析制约发展的影响因素,是巩固和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合的关键。     

我国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构建策略探讨

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国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的趋势,也是缓解我国“看病难”问题、推动分级诊疗、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整体效率的关键举措。文章在梳理国内外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概念与内涵,并结合我国在整合医疗方面的探索,尤其是对医共体的研究,分析了我国整合医疗卫生服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财政投入、协同机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薪酬制度改革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的“组织性嵌入”与基层危机管理——对广州Y街道的疫情应对机制研究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这其中,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治理显得尤为困难。本研究通过对广州Y街道疫情应对过程的分析,考察其流动人口治理与危机应对机制。研究发现,有效的危机应对与基层流动人口的长期治理技术密切相关。“组织性嵌入”是基层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经验,也是疫情期间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所谓组织性嵌入,是指人口流入地的基层政府,维持和发展流动人口原有组织网络,并将其吸纳到当地的基层治理体系中。通过组织性嵌入,流动人口治理构建了较为稳健的渠道,管理和服务效率较高。这样的治理机制,在疫情期间成功地提升了基层危机应对能力。     

“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

组织化是助力流动农民建立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提示了先赋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还有组织失败。本研究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这一组织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框架,对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流动农民组织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在城市里的新建设与新发展。“单一型”乡土资本通过将流出地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快速建立起组织能力,将成员带入城市,却缺乏建立拓展组织网络以抵御城市竞争和维系组织应责的能力。本案例中,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回到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庇护关系和适应城市市场的乡情约束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弥补了城市中的组织网络建设能力和组织信任维系能力不足的问题,令“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保持了延承性,维护了组织发展。研究进一步认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更具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得以塑造,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     

县域治理中的协调型部门——对D县发改局的个案研究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县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县域治理呈现出统合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治理的规划性与集中性两个方面。县域治理统合化的趋势,导致协调型部门在县级政府运行中有着重要意义。发改局就是典型的协调型部门,在县域治理中发挥着综合规划与项目管理的职责。本文以广东省D县发改局为个案研究对象,对县级发改局的机构设置、组织定位、职能运行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此分析发改局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县域治理的特征赋予发改局综合协调的职能,呼应了统合治理的需求。但是,因为发改系统的权力层级收缩削弱了基层发改部门的正式资源,县级发改局扮演着“弱势协调”的角色。“弱势协调”,具有程序性强但产出性低的特点,统筹协调的实质能力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