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基层干群矛盾解读及调控路径——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认为因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主客观原因和基层干部本身及制度方面因素所致,使基层干群关系趋于紧张,呈现出利益化、群体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表现及特征。指出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调控干群利益分配、健全相关制度、建立心理疏导机制、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该调控路径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意义。     

邓小平列宁社会发展代价思想及其启示

邓小平和列宁对社会发展代价问题都有深刻地认识.他们都肯定了社会发展代价存在的客观性,都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对待不同类型的发展代价,在实践中也都探索出了多种减轻发展代价的有效途径.邓小平结合时代特点和具体国情,在避免和控制社会发展代价的政治保障、战略、方法、检验标准、发展基础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社会发展代价思想.研究两人的社会发展代价思想对认识和处理当前社会发展代价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邓小平社会发展代价观的实践理性维度探析

邓小平对社会发展代价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肯定了社会发展代价的客观性,并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代价问题。同时,邓小平结合时代特点和具体国情,提出了我国应对社会发展代价的根本途径、政治保障、宏观战略,创新了降低社会发展代价的实践方法、手段、理念及检验标准等,这一系列的认识及应对措施是其实践理性思维的体现。     

邓小平对边疆民族工作的理论贡献

对于边疆民族工作,邓小平提出了许多理论思想,他明确了边疆民族工作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以团结稳定为前提,以搞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为边疆民族工作的核心,以边疆的民主法制建设作为规范和调整边疆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关键.     

两类“中国威胁论”的比较及方法论意义

“中国威胁论”自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提出至今，在各种诱因的刺激下反反复复掀起了几个高潮，涌现出各种形态。国内外研究成果颇多，一般按内容将其分类且无法比较，而鲜有研究者对其按国别分类并进行比较。文章将其粗略划分为美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中国威胁论”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包括欧盟和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两种形态，并作简要比较，以此彰显其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