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印度对华反倾销的新特征与我国的应对

印度是世界上出台反倾销法较晚的国家之一,但印度的反倾销法不仅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一直存在泛化现象。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印度政府频频对我国举起反倾销大棒,成为WTO成员中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因此,我国应积极通过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三个层面的协调运作与共同努力,多方位对印度这种滥用反倾销行为加以必要的制约,以切实维护我国相关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完善——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和举报人为适应日趋复杂多变的刑事侦查工作和举报风险需要而联合实施的一种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既能促进警民之间的合作，产生合作剩余，又能节约侦查成本、维护社会稳定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为提高悬赏的制度收益，降低悬赏的制度成本，国家应在立法上界定悬赏性质，进一步规范悬赏双方、悬赏赏金及举报人权益的保护，从交易性质、交易主体、交易利益和交易安全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刑事悬赏制度。     

应急状态下国家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克减及限制

在突发的应急状态下,为维护重大公共利益,国家对个人信息权益施行克减措施具有正当性基础。国家在应急状态下施行的个人信息权益克减措施在信息收集、使用和公开3个阶段暴露出收集主体泛化、信息“再利用”失范和信息披露过度的现实弊端,这些弊端源自于政府实施克减措施边界的模糊。为克服这些弊端,我国应树立“核心权利不可克减”的谦抑型理念,遵循相称性原则,分场景概括式地授权信息收集主体,引入信息退出机制和推行信息披露内容去识别化等具体因应措施,以防范国家机关滥用应激性措施,维护公民核心权利。     

外部稳定:IMF汇率监督新原则探析——以中美人民币汇率争议的解决为视角

汇率监督是IMF的一项重要职能。在牙买加体系的早期,IMF对成员国汇率的监督基本以"内部稳定"为主,体现在1977年的旧《决定》上。2007年IMF通过了新《决定》,对旧《决定》做了重大修改,并以"外部稳定"取代"内部稳定"作为统领汇率监督的组织原则。这种修改虽增加了我国调整汇率的外在压力,但也赋予了我国一定的抗辩权。对此,我国不应盲目悲观,而应积极寻求对策,趋利避害。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法制研究——以美国法为镜鉴

作为金融市场的特殊参与主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容易引发市场道德风险、损及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然而在传统的“大而不倒”监管理念下,SIFI的这种负外部性有增无减.缘此,美国新近出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极力强化SIFI的监管,建立了确保SIFI有序倒闭的处置机制,从而终结了“大而不倒”理念在监管中的必然适用.这也是后危机时代美国追求金融体系安全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平衡之结果.借鉴美国金融监管的变革思路和制度安排,中国也应从SIFI的识别、监管主体的确立、风险预防及危机处置机制等方面构筑切合自身金融业发展实际的SIFI监管法制,以彻底纠正对“大而不倒”的迷思,实现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护公众利益的双赢.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完善——从法律经济学的规角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和举报人为适应日趋复杂多变的刑事侦查工作和举报风险需要而联合实施的一种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既能促进警民之间的合作,产生合作剩余,又能节约侦查成本、维护社会稳定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为提高悬赏的制度收益,降低悬赏的制度成本,国家应在立法上界定悬赏性质,进一步规范悬赏双方、悬赏赏金及举报人权益的保护,从交易性质、交易主体、交易利益和交易安全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刑事悬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