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铁快成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札记

八年来,我以写作教师的身份,先后在七个班上任教,除了在课堂讲授中渗入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教育的内容以外,还利用课后辅导的机会,和一些学生结成了“忘年交”,引导他们如何学,如何做人,如何记取鲁迅关于要写出革命文章“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又是一个革命人”的教导。这些工作,实际上无异于做了各个班班主任的一名无形助手。有些学生出于对我这个忠厚老者的信任,把一宗宗不愿对父母和班主任谈的心曲也向我倾吐,我感慰之余,也极力尽一个师辈的开导责任,所以有些学生即使毕业离校了,也每每愿意回访我,视我为终身老师。作为一个教师,能以真诚换得学生的真诚,值得庆幸。此外,我在八三年到八五年之间,还担任了一个秘书干修班的班主任,与学员们度过了全部学程,颇为用心地对班级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作了一些探索,对如何启发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如何造就一种团结勤奋的班风,费过一些思考,使这个班在84年得到全市先进干修班的称号,他们重返岗位以后都各各发挥其光热,他们对我由衷尊重。例如他们决定每年我生日那一天为返校团聚日,直到我老死为止。这深深使我感动,也说明师德的征服力,说明我们民族优良的尊师传统并不象有些人说的已在青年一代中逐步淡化。     

哲理·诗情·幽默——鲁迅杂文的美感三鼎足

鲁迅逝世月余,《文学》杂志七卷五号刊出了郁达夫的《怀鲁迅》,其中有几句很发人深省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载、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是的,我们整个民族都应该以这块土地曾产生过鲁迅而自豪,我们当代的中国人都应该以沐炙过鲁迅的余馨而自豪。所以一当我们发现竞有人贬损鲁迅的时候,难免感到惊诧和悲酸。因为这种冷风不是来自别一营垒诸如“打落门牙”、“患脑膜炎”之类的中伤和诅咒,而是来自同一营垒的狂妄而又无知者要抵制“鲁货”,生怕“鲁化”的呓语。     

刘三姐对歌的输赢

当年刘三姐在全国城乡高音喇叭竞相对歌的时候,我这个在外省客居数十年的广西佬,也觉得油然沾光,以至朋友问我是哪里人时,我竟爽气地回答：“广西——刘三姐的同乡！”     

夺理何必仗强词——从鲁迅所录制的三篇反面教材看议论文的写作

在写作课讲授中,应当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相结合,既通过范文的赏析,引导学生端正笔路;又通过谬文的贬剖,告诫学生免堕歧途。在正反两极的对比鉴别中,使其有所启悟,有所抉择。虽然,反面的点拨比之正面的开导,似属第二位,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教学辅助手段。鲁迅早有见于此:“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该那么写’,才会明白‘应该这么写’的”(《不该那么写》)。鲁迅在一九二五年,有见于文霸的猖狂、文氓的卑劣和文丐的酸臭,用录音的方式,集奇谈怪论之大成,辑成奇文三篇概括了某些议论者丑恶的嘴脸和凶险的居心,瞒骗的手段和油滑的腔调,读之令人嗤笑,令人悲愤,引人沉思。并借以警觉出一个道理:做人不该如此,做文章也不该如此。     

关于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反思

法律解释的基本理论对我国的司法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对法律解释学的探讨,分析了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体制面临的尴尬与困境,并为构建真正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司法解释体系提出了若干建议。     

高处不胜寒——读尚丁诗剧《仓央嘉错》

两百七十多年前,即一七○六年,青海湖畔的雪原上,一出悲剧悄然落幕了——二十四岁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错,在被械送北京的途中被毒酒所酖杀。这时候,他头上仍有达赖的称号,手上却带着重枷。刽子手们心中既窃喜于得手,口里仍称被害者为“救主”,问他“还有什么谕示?” 他是一个不及格的喇嘛,却是一个铮铮汉子,他对人间最后的“谕示”,也就是他毕生性格的总结:“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 在人妖之间的搏斗中,他是失败者;在人神之间的抉择中,他是胜利者。他的失败与胜利都很悲壮,而这种悲壮又体现着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的实     

从“不该那么写”到“应该这么写”——端正文风是成人写作教学的契入口

当前,写作课在很大比例上把成人作为教学对象,不仅在业大、电大中面对广大的中年学员,即在普通院校中,也普遍开设了干部进修班,如果说,青年学生在写作知识上是一张白纸,教师只须用知识去填描,或在其能力的空场上开展训练。而对中年学员,则须多一项漂洗工序——在他们并非白纸一张的意识基地上进行一些涤荡工作,纠正他们已形成习惯的偏颇,首先是文风上的偏颇。然后才能引入正途,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担任成人班写作课的老师应该理解并予以正视。这现实情况的背后,有可悲的历史阴影,“左”的世风与政风,当年曾贻害过我们的社会意识,而又作为文风遗留在好些人的笔舌中。我先后教过三个干部进修班的写作课,其中两个班成员是中学教师和中学团干,一个班的成员则以秘书、宣传干部为主,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