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的文化规定

李唐统治者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必然选择的儒家“文德”政治是一种文化性格极强的政治，于是唐代的“文学”也就与这种政治文化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并受到其双重的规定，从而在实质、功能、风格及品位等诸多方面显示出鲜明的规定特征。不过这种文化规定变成文学事实是要经过一个由理性精神到感性实践的“下降”与“融合”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得以贯彻实现，则与政治制度（如教育—科举—文官体系）的强有力的保证分不开。因而这种文化规定又是其他文化（如佛、道）的“影响”所无法比拟的。     

“状元策”论略——“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状元策”和“状元”一样，其源可溯至唐、汉或更早。“策”作为典型的“官人文学”形式之一，具有许多特殊性质和意义，一直在古代官人制度中居突出而稳定的地位。“状元策”作为古代“官人文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最出色”的，它的理论意义可以从“状元策与科举”中予以体认；它的实际功能，可以从“状元策在当时”中得到认识；它的现代价值可以从“状元策在今天”中获得理解。它的庞大阵容和丰厚蕴藏及其多方面意义，都提示我们：不能因为它有“无用”部分而被冷漠不顾，而应像对待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当作重要对象之一予以整理、研究、扬弃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