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司法对外交案例的规避行为

在美国外交领域里,关于国会与总统间权力纷争的诉讼不断,法院却不愿涉足,往往采用政治问题原则、成熟性原则等加以规避。其原因在于司法部门尊从政治机构的惯例、固守权力分立的立国之本,以及对政治问题原则的盲从。然而这种规避行为却饱受质疑。随着司法部门的能动发展,这一状况势必有所改观。     

新干涉主义视角下美国的海地政策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外军事干涉政策有了新发展,主要表现在美国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奉行一种不受国家主权限制和联合国约束的新干涉主义,美国对海地政变的军事干预就是一例。海地危机引发大规模难民潮涌入美国,威胁到美国沿海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安全,美国政府为海地政变开出一剂民主处方,不惜动用武力恢复海地的民主政权。然而,美国对海地军事干预的人道主义初衷和民主目标均遭遇现实挑战。     

试析美国最高法院的外交功能

美国行政与立法机关在外交领域起着主导作用,司法部门既无兵权、也无财权,在对外事务中可供发挥的余地不多。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美国的司法系统逐渐形成了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限制主义两大对立的派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法院对外交案例的积极介入,还是消极规避,均对美国外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冷战结束后,随着个人权利与国家安全联系的加强,美国法院在对外事务中必将发挥更大的能动作用。     

试析美国在《环境外交报告》中所倡导的合作的实质--以《京都议定书》为例

后冷战时期,环境问题影响到美国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因而克林顿政府决意将环境置于外交政策的主流.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环境外交报告>即为标志.美国在报告中提出全球、地区和双边的合作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方法.然而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上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反映出美国在环保领域中所倡导的国际合作存在着不公正、无诚意和有偏见的实质,体现出国际环保舞台上的矛盾与斗争.     

中美气候合作的信任缺失与合作困境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和能源消耗大国,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但信任缺失成为两国合作的主要障碍。中国全球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与能源消耗国的身份、不合理的能源结构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构成美国对华信任缺失的现实基础。由此引发两国在气候领域里的合作困境,即双方对"零和"博弈的担忧、气候责任分配争端与"近视眼"现象等。然而,中美建立互信、破除困境,携手合作仍是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