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捷运”看台湾的城市文明

近来,不少大陆游客到台湾旅游后,都有这样的第一观感:看起来台湾已经远远不如大陆了——街道狭窄、设施陈旧、大城市中人流拥挤、偏远山区则贫困落后……然而,在台湾旅游,我却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在台湾,地铁有一个别样的名字叫做"捷运"。捷运车厢中的座位颜色是不一样的,普通的座位是浅绿色的,而车门附近为"老幼病孕"     

中國文學史稿(四)

五封建初期的散文(续) 2.东周的歷史的散文东周的散文作品比較多,其中一部分是叙述歷史事實的著作,一部分是發表哲學主张的著作。當時散文之所以突飛猛進,主要是因为東遷以後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繁榮地區的擴大,從而比較普遍地增進了人們對於文化的要求。而且,在領主與新興地主鬥爭中逐渐壯大起來的‘士’的階層,對於散文著作也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現在我們先研究歷史方面的散文。西周青銅器銘文和今文周书中所保存的一些档案和文件,嚴格地说,     

人口的变化和住宅

30年来,法国的住房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据1945年所做的统计,当时的住房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因为:1.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没有建造新房;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五分之一的住宅区被毁坏。1936—1975年的30年间,法国的城市人口从2,160万上升到3,840万。人口流向城市形成了对城市住宅的新要求。由于国家的大力资助,住房业得到迅速发展。1949年新建住房58,000套,1962年增至309,000套。人口的变量对建筑业的变革起决定作用。这种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斗争

认真学习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论述,对于贯彻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清除精神污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一九二一年苏维埃俄国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十月革命后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伟大贡献。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及军事斗争的需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实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设想,基本上取消了商品关系,实行余粮征集制,实行城市的定额配给、无报酬劳动等。这些措施对支持国内革命战争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列宁在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坚决纠正了这种错误,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中国的解放一代和思想史研究——评李泽厚和汤志钓的学术思想

我在中国面会的近代思想史学者有三派:北京的哲学、上海的历史、解放区的共产党史。这里只提出重视逻辑推理的北京哲学界代表李泽厚和重视实证研究的上海史学界代表汤志钧做一对比。李泽厚的思想史注意把握事物内在逻辑,在中国近代思想方面,较之总体的传统思想,更重视与     

封建余毒不除 民主法制难行——魏文伯同志谈法治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魏文伯同志,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又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国务院司法部部长;后因积劳成疾,离职归居沪上。养病期间,他仍不忘国是,对民主和法制建设十分关注。笔者在同魏老交往之中,曾向他求教过这方面的问题。由于魏老患有口疾,所以,这是一次口问笔谈式的对话。现将其中精辟之处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对当前一些文化现象的看法

改革开放以来外来的东西汹涌而至,特别是港台音乐、歌舞、电视、电影,一时充斥了我们的文艺舞台,把大陆原有的东西挤到一边,一些人思想上出现了相当混乱,各方面产生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忧虑。 自然,对外来文化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都是不足取的。外来的东西势如狂澜,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必须严加区别谨慎待之。 去年10月我看到一篇文章《从毛泽东到四大天王》,不禁大吃一惊,该文把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伟大思想,单纯看作偶像,把仅仅唱了几首流行歌曲,对社会谈不到什么贡献的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同毛泽东相提并论,说当今青年人的心中偶像已从毛泽东     

领导人的勇气

当新经济以万马奔腾之势兵临城下之际,许多领导人发现决策愈来愈困难,环境也愈来愈令人气馁和疑惑。     

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

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可能是单一的、孤立的,它应该有多方面的、互相联系的因素,如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的作用、国家政权的干预以及社会意识的影响等等。当前史学界公认生产力的发展与阶级斗争的作用是两大密不可分的基本动力,但是谁是最根本的动力呢?这就是争论的焦点。本文就此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关于中國文学史分期问題的商榷

本文是陸、馮两先生提交本年“山东大学科学討论会’一篇科学论文,曾在“文学研究”創刊号发表。我们因为本文是奠基在“中国文学史稿”著作上的科学研究成果,本刊作为学报,赋有纪錄学校科学研究成果的职能,經征得作者同意,繼“中国文学史稿”連载之后,全文轉载于此,以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