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二年的粟特

公元654年阿拉伯军队第一次越过阿姆河侵入粟特。705年哈里发朝廷任命屈底波为呼罗珊总督,开始了阿拉伯征服粟特的新阶段。 90/708—709年屈底波第四次进攻粟特地区的捕喝(布哈拉),突厥军队以及康国王突昏(即阿拉伯文史料中的粟特王(melik)、撒马尔罕城主Tarxun)率领的军队前来援救捕喝。阿拉伯军队将突厥兵击退,可汗及其儿子都受了伤。屈底波派人与突昏秘密谈判,离间突昏与突厥人的关系,诱使突昏订约同意撤军和纳贡。屈底波夺取捕喝,缔结条约,以每年交给哈里发二十万迪勒姆,交给呼罗珊艾米尔一万迪勒姆为条件。屈底波率军返回木鹿(谋夫)。710年屈底波镇压了吐火罗的造反,将吐火罗叶护那都泥利(般都泥利)送往大马士革,作为高级人质。屈底波又重至捕喝,处死反阿拉伯人的篡位者,重立笃萨波提为安国王。笃萨波提为新生的儿子取名屈底波,以示效忠。屈底波又派其弟阿不都拉赫曼率军前往飒秣建(撒马尔罕),从突昏那儿收去了他答应交纳的贡赋。阿不都拉赫曼在把人质交回突昏以后,去捕喝与其兄屈底波会合,然后他们回木鹿过冬。     

摩尼教宗教符号“珍宝”研究──梵文ratna、帕提亚文rdn、粟特文rtn、回纥文ertini考

帕提亚文ｒｄｎ、粟特文ｒｔｎ、回纥文ｅｒｔｉｎｉ、汉文“宝”或“珍宝”都源自梵文 ｒａｔｎａ，本文从这些词汇互相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珍宝”这个宗教符号在佛教、摩尼 教、景教的梵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回纥文、汉文文献中的传播和演化。     

对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几点认识

<正> 一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老的中国文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周围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有时甚至使整个世界的历史为之改观。同时,中华民族的历史也从未脱离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潮流的制约。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所要研究的,正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同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关系和交往。它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以世界历史为背景来探讨中国历史的重要课题。     

明教“五佛”考——霞浦文书研究

10—19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将琐罗亚斯德教及其变种祆教、基督教东方教会(旧称涅斯托利教派)和摩尼教混为一谈,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对不同的异教也混淆不清。摩尼承认一系列先知,把婆罗门教先知、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视为自己的先驱。因此摩尼教徒对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和本教的区别很清楚。吐鲁番出土摩尼教回鹘文文书声称摩尼在四佛之后降生。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绘画中有五个先知的画像,以释迦牟尼居于右上方,以耶稣居于右下方。宋人传说白居易曾有"五佛继光明"之句,但将明教五佛与《金刚经》五佛相混淆。通过对霞浦文书的研究,现在我们知道,明教徒崇拜的五佛是:一佛那罗延,出自婆罗门教;二佛苏路支,即琐罗亚斯德;三佛释迦文,即佛陀;四佛夷数,即耶稣;五佛摩尼,即最后光明使。中世纪知识界中的混淆,却在不经意间于中国民间宗教文书中得以澄清。     

哈佛大学"回儒对话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院院长杜维明和伊斯兰学者纳赛尔（ＳｅｙｙｅｄＨｏｓｓｅｉｎＮａｓｒ）的共同主持下，邀请各国有关学者于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１—２３日在欧洲研究中心举办了“回儒对话国际学术会议”。２２日上午，先由杜维明作基本介绍。研究儒学的杜维明和研究伊斯兰文明的纳赛尔是十余年的老朋友，多年来就有感于近代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努力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同时，忽略了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有意于开展这方面的活动。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发表了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更引起了他…     

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

近来,人口问题引起了严重关注,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人口也重新开始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上谢忠梁先生的《中国历代人口略计表》作了初步的人口史料汇编。该文正确指出:“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主要是下面     

摩尼“想威感波斯”——福建霞浦民间宗教文书阅读笔记

沙普尔一世在其三语碑铭中列举了其帝国的各个省份和他从罗马帝国夺取的各个城镇与地区.此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信息.本文从各种语言的数据中收集了摩尼及其门徒宗教活动涉及的省份、城镇与地区的数据,并加以系统的分析.     

福建屏南县明教遗迹

2014年以来,学者们越来越注意福建屏南县寿山乡降龙村的明教遗存。那里的村民至今仍在阴历年正月初五举行崇拜摩尼像的仪式。《贞明开正文科》为用于此仪式的科仪之一。根据其末尾题跋,其抄写年代在道光十二年(1832),但其摩尼教内容—敦煌文书《下部赞》的引文,类似《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摩尼生平传说和中古伊朗语音译文字,当源自唐代。     

明代耕地面积析疑

一、传统的说法和疑问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1951年版)说:“据洪武二十六年,户部统计,全国土田总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弘治十五年,全国土田总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一百年间,田减一半,户损七百,充分说明土地兼并人口流亡及投靠权门的盛行。”(第768页) 伍丹戈先生编著《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1959年版)说:“……在整个清代,全国的垦地面积仍是赶不上明洪武二十六年的数额,直到嘉庆十七年还只有731,3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