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

本文认为“清远有礼”作为臣节是晋朝散骑常侍傅玄上疏朝廷要求树立的德目。清浊之争自东汉以来成为政权上斗争的焦点,社会公认“清”是正直官僚、士子的形象特征,“浊”是宦官佞臣的标识,“清远有礼”是对直臣全面的道德要求。傅玄认为,“举清远有礼之臣”不仅有利于朝廷做到“教化隆于上,清仪行于下”,而且也有助于改变曹魏政权以来朝野盛行的“虚无放诞”之风,有助于巩固仁义道德之礼防     

三世纪的诸葛亮热--陈寿《三国志》成书前几位政论家对诸葛亮的评论

梳理整合魏、晋间散见的史料,对史料可信性加以考订,对历史人物疑年加以探解,对裴松之持疑的史料(如郭冲<条五事>)加以辨证,对袁准甄录的蜀亡史料之历史价值加以重新确认,对蜀国速亡在其盟国吴国引起的震动加以审视.三世纪崇拜诸葛亮之史料得以完整保存,与建统一大功的晋武帝司马炎是分不开的.     

纪昀前期的诗和诗论

对中国古代文化史,作了巨大的总结工作,煌煌二百卷的《四书全书总目》为昀一手所成。研究《总目》的学术成就,需要专书探讨。但是在研究纪昀(1724—1805)的众多专题之中,他的诗歌创作和诗论被置於一书或一论中加以讨论,迄今尚未获读。本文试图从纪昀受命校勘秘籍前(即五十岁前学诗、写诗、评论诗歌的一系列活动中认识他的理论水平和审美鉴赏水平。     

李商隐无题诗研究中的一个分歧论点

一问题的发端《光明日报》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一日,发表了舒芜同志题为《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的文章,对中国古典爱情诗的发展,作了一个总回顾。舒芜文章以鲁迅早年(1908年》在《摩罗诗力说》中的论点为支柱,将中国古典文人诗歌作了全面的否定。舒文是这样引述的: 自此以后(指宋玉以后),中国古典诗歌的概况,不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所概括的:(一)“祝颂主人,悦媚豪右”;(二)“心应虫鸟,情感林泉”;(三)“悲慨世事,感怀前贤”这几大类。第一类只能说是对诗的亵渎,第二类总显得“拘于无形之囹圄”,第三类也确乎多是“可有可无之作”。不言而喻,鲁迅二十八岁时还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考论尚未发表有影响的论著,以他此际的尚未成熟的论点作为权威性的论据,似乎尚不能誉之     

《于(艹为)歌》并未传世难以具论其风格

顷阅《文学遗产》一九八七年第六期赵昌平同志的文章《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甚佩作者之卓识。唯其中对于《于(艹为)歌》的论断,似尚未契合史实。谨将鄙见陈述于后,请作者与广大读者教正。赵昌平同志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论述(P.21): 如元结前期的一味复古,正是由于他从小为其兄长,儒学大师元德秀养育,深受乃兄复古主义熏陶,而与整个时代风气有所隔绝。这只要看一看元德秀的《于(艹为)     

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

本文从傅氏四代人议政言论中,透视由汉至晋政治思想之递嬗。重在推阐清议的发生、发展,揭示清议领袖杨震、李固、杜乔、李膺以及傅燮、傅玄诸人的精神风貌,并及复杂的士林动态,因系从三万字长稿压缩而成,故呈“论纲”特点。     

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是把美学引入古代文学研究之后,视野开阔,审视多角度,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其中古文论的研究收获良多,无论概念、范畴的探解,理论体系(如道家文学观)的把握,都使人耳目一新。众所周知,这些显著成绩都建基于古代文学研究者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评《锦瑟》诗的笺解

梁代的著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论专著《诗品序》里,是这样·探讨诗歌的艺术性的: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皇甫谧《高士传》初探

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这样介绍《高士传》(P 4684): 晋皇甫谧撰。三卷。记录上古至魏晋隐逸之士九十六人。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原书记述高士七十二人,今本系后人杂抄《太平御览》所引嵇康《高士传》、《后汉书》等,附益而成。这样介绍准确不准确呢?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探索:一、皇甫谧《高士传》原来记述了多少人?二、今本《高士传》的渊源。首先应该指出,《辞海》新版的介绍,是一个流传很久的看法,几乎成了定论。这是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看法。《提要》说: 《高士传》三卷,晋皇甫谧撰。……案,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曰:“刘     

从艺术史料上窥探《太平广记》

北宋初年出于稳定士林情绪和继承文化遗产的双重目的,宋太宗赵炅、宋真宗赵恒两代陆续修成“四大奇书”——《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堪称文化史上的巨制。参与编修《广记》者,多为入宋的前朝名士,其中南唐的词臣就有五位,即:南唐的翰林学士徐铉,南唐的中书舍人张泊,南唐的内史吴淑,南唐的知左右史事汤悦,南唐的进士吕文仲。而领衔撰集的李昉为后汉、后周的旧臣三入翰林。同修的扈蒙曾任后周的史职。赵邻几“嗜古文献”,曾任后周的秘书郎。这些讲究词章的宿彦,不仅熟悉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