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发微

《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现存对此语最早的注释是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的《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邢昺《疏》:“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又有语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据此,后世学者便普遍认为此语说的是修身所学三门课程的先后顺序,以为其意是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研读再三,总觉此解于理难安。孔子讲授课程也许真象《大戴礼记》所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此语却未必是陈述讲授课程的顺序。疑之者有四:     

简论《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

一、周民族史诗的认定周民族史诗是“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受西方诗歌理论的影响而对《诗经》内容进行的新的分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首先提出“史诗”这个概念,并将当时产生的文学作品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戊刷,黑格尔因承其说,并在《美学》中将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详加论述。生前并没有见过《诗     

振民育德 拯弊治乱——《周易·蛊》卦主旨辨析

《蛊》卦将"蛊乱"分为两种,一为父辈所留,一为母辈所留。父辈所留之"蛊乱"多为社会政治方面之问题,母辈所留之"蛊乱"多为家族内部之问题。站在君王方面考虑,治理"蛊乱"须抓"大"(父蛊)放"小"(母蛊),注重民心向背。上九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帛书》句末多一"凶"字,故上九爻应解读为:不侍奉王侯,自以为行事高尚,很危险。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以“兴”为例

民国时期,闻一多对《诗经》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为丰富,对《诗经》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诗经》研究的观念、方法是正确的,但理论与实践有时不尽相符;其二,他以廋语解释《诗经》之兴,与兴之本义、《诗经》创作实际以及古人对兴的认识皆不符;其三,闻一多认为“《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对方之廋语,无一实指鱼者”,对理解《国风》比、兴喻义有启发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以此言《国风》中“鱼”的喻义也许是可以的,以此言《诗经》中“鱼”的喻义则不可。因为天人物我之间只要存在相似相关的关系便可比、兴,鱼与人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相关的地方,以鱼可喻多义,以鱼喻男女之事只是众多喻义之一,而不是唯一,不可以偏概全。     

关于《诗经》的分类

一、《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关于《诗经》的分类,曾先后出现过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说法。“六诗”之说源自《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根据什么标准进行的分类,为什么要依此顺序排列,六诗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皆未明言。“六义”之说源自《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     

赋、比、兴理论的成熟

一、诗人、文学理论家对赋、比、兴理论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文学理论家大多也象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诗人、文学理论家一样,他们不是象经学家一样利用赋、比、兴来探索、解说《诗经》的表现方法,而是借用这久受崇敬的概念来发挥各自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这个时期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仍旧存在着对立的“言志”派和“缘情”派,对赋、比、兴的解说与运用也同样存在着分歧。虽然这两派都能把表现技巧同思想内容结合起来,两派有一定的合流趋势。但比较起来,前者更重内容,后者更重艺术技巧,并且所重内容的性质也不同。“言志”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美刺寄托之“志”;而“缘情”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一己穷通之“情”。象白居易那样只把比兴作为美刺的代名词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已很少见了。     

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

辛亥革命后,很多学者在重新解读《诗经》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赋、比、兴的含义;朱自清不仅结合《诗经》文本研究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方法,同时还涉及到《毛传》《郑笺》释兴、兴义源起,《周礼》“六诗”之赋、比、兴的本义,后世比兴论诗等多个方面;而且既能区分它们的不同,又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勾勒出赋、比、兴的源起、发展和演变的历时性结构。     

《诗经》的价值

《诗经》主要具有三大价值：政治价值、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政治价值表现在诗中反映了周人敬天、敬德、保民三位一体的政治观。历史价值则决定于其文本的真实、创作年代之早和内容的真实丰富。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它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和题材,一是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     

汉武帝对东方朔《答客难》影响考论

从有关文献资料考证东方朔《答客难》的作年,认为当作于太初元年（前104）二月建章宫建造之后、天汉二年（前98）十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狱之前。在此基础上,讨论汉武帝对此赋的两方面影响：一是促成了赋中的不遇情感及儒学思想的表达;二是影响了赋典雅、诙谐的艺术表达方式。     

论商周文化对《周易》的影响

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与当时文化背景存在多方面的联系;任何文化现象的发生与读解都存在时代、作者、作品、读者四要素的逻辑关联,故读解<周易>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周易>发生在商末周初,我们要把<周易>拉回到它发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才可能接近作者的本意.文章从四个方面考察<周易>发生的文化背景及其与<周易>的关联,认为当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衍生出<周易>"推天道明人事"的思维方式、论证方法、天人合德的道德观、天人和谐的理想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衍生出"法先王"的观念;以天为师的道德观衍生出借助上帝的权威引导君王向善;主文谲谏是当时文化以及<周易>的政治目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