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章太炎:悲观主义与“进步”观念

"悲观主义"范畴可以提供理解章太炎思想的新思路。严复的"天演论"使用"体用"框架来整合现代"进步"观念,遗留了意志论与决定论、特殊性与普遍性等诸多问题。悲观主义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展开。捍卫自由意志与特殊性是悲观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这种拯救主体性的企图使他们在本质上局限于现代性的论域之内。在强调意志本体的同时,悲观主义者又试图接受实证主义的规范,从而导致了一种以虚静本体和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本体论断裂意识。在这一架构之上,章太炎的悲观主义提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为深刻和激烈的现代性批判,但它未能成就一套新的、具有建设性的现代性学说,而是在矛盾和妥协的两难中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