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必严格区分说”之提倡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是中国刑法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着能否严格区分,以及如果无法严格区分该如何处理,是禁止扩大解释抑或允许类推解释的争议。反思争议,已有区分标准无力严格区分二者,扩大解释的概念本身也决定了二者确实无法严格区分;不过,既有的禁止扩大解释和允许类推解释的处理方案并不合理,前者偏废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后者则无法保全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事实上,如果认识到禁止类推解释的理由只是在于防止法官权力的绝对不受限制,二者之间本就无需严格区分,应当提倡一种“不必严格区分说”,即不必纠结于如何明确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实际也无法明确）,只需给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划定一个边界——被解释事项不能与刑法用语之间存在明显的文义相异即可。至此,二者的区分问题迎刃而解。     

信息沟通技术与母职 一项关于香港菲佣的实证研究(英文)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国移民的增多，跨国母亲已经成为家庭研究和性别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香港的菲律宾家庭佣工，作为香港一个庞大的跨国母亲群体，近年来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本文探讨香港的菲佣，作为跨国母亲，如何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沟通技术（手机和因特网）重新建构她们的母职。本文基于笔者于2010年在香港进行的定性研究获得的资料，从两个层面探讨现代化信息沟通技术与母职建构之间的关系：（1）香港的菲佣如何利用手机和因特网所带来的便利沟通为他们远在菲律宾的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和帮助；（2）香港的菲佣如何利用现代化信息沟通技术教育并指导孩子的成长与发展。通过比较信息沟通技术在香港普及前后菲佣的母职建构方式，我们发现，频繁且便利的远程通讯使得跨国母亲们能够克服地理隔绝带来的不便，为她们的孩子建构一种母亲的‘虚拟在场’。通过这种‘虚拟在场’，跨国母亲们从情感和道德两个层面履行其母亲职责。在情感层面，菲佣们利用手机和因特网传达她们对孩子的关心和问候、为生病的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并且为孩子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在道德和教育层面，菲佣们利用现代沟通技术指导孩子的功课、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对孩子们的一些不良行为进行教导和规训，不仅重新建构了她们的母职，而且为“母职”一词提供了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