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尚书职权试说

<正>关于东汉尚书的职权,笼统地讲,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谁都知道,东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见任,重于三公”。不过,倘若仔细考察,也很容易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有二:一是如何从众说纷纭的有关史料中理出一个明晰而又符合实际的头绪来。换言之,也就是确定东汉尚书职权的具体内容与范围。再是如何估价这些职权。其中既包括对尚书职权性质的认识,也包含对尚书本身地位的理解。     

两汉孝廉制度考略

在两汉政治制度史册上,孝廉制度无疑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汉代人事行政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故而历来治汉史者,对它都极为重视。关于此制的基本问题,前贤之研究,可称完备。不过,如果再作深入考察,似乎也很容易发现,其中仍不乏薄弱环节,甚至某些已被人们视为公理的结论,实际上亦大有可商榷的余地。笔者不揣谫陋,略陈鄙见,愿与海内外学人,进一步共同探讨。     

《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中译本序

在当今日本治东洋史的学者之中,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富谷至教授是相当杰出的一位。他对中国法制史、简牍学等均有精到的研究,建树颇多,著述甚丰,堪称学术界领军式的人物。最近,他的一部力作《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以下简称《古代中国》),由宁波大学文学院刘恒武博士译为中文,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应作者及译者之约,让我为该著中译本写篇序言,盛情之下,不敢推辞。现谨就我之所知,特别是拜读后的一些直感,略陈如下,以供广大读者参考,并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共讨论焉。《古代中国》作为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推出的“世界历史…     

韩复智编著《钱穆先生学术年谱》评介

台湾大学历史系韩复智教授编著的《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台北五云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1月;以下简称《学谱》)近期面世,这是学界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盛事。钱穆(1895-1990),字宾四,现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一生殚思极虑于学术,尽心竭力于教育”,誉满海内外,高徒遍天下。著作总为57种,凡1700万字。韩教授作为钱氏的受业弟子,深感先师学术遗产的丰富,卷帙浩繁,“一般人实难以全读,不易窥其堂奥,应该有一比较详细的学术年谱,俾使后学能透过此年谱,对先生的学术思想等有一概略的认识,而受到启发,能够从中获得丰富的知人论世…     

一段被误传的学术往事——1959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标点《汉书》始末

2007年8月末,我收到美国友人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倪豪士(wiuam H.Nienhauser)如下的电邮--     

福井重雅《汉代选官制度研究》简介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福井重雅先生,积多年的研究成果,撰著的《汉代选官制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已由日本创文社作为该社“东洋学丛书”之一出版。这是日本学术界专门研究中国汉代选官制度的一部颇具代表性的专著。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其吏政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而这种良好的吏政又与当时选官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优点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研究两汉选官制度,对于揭示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层奥秘,对于解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谜,意义十分重大。福井教授一向高度评价中国汉代的选官制度,     

秦汉祭祀综义

祭祀是古人精神生活中的大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祭祀的意义也便复杂起来,除了原有的崇拜自然、迷信鬼神、纪念祖先、缅怀英灵等含义之外,它还成为统治阶级实施精神统治的重要武器之一。须知:一系列繁缛而神秘的祭礼对人们的束缚,并不比几十万军队所起的作用逊色!因此,对历史上各种祭祀活动不应简单地斥为迷信而不屑一顾,相反,倒是需要认真进行研究的。本文即拟以秦汉祭祀为对象,试图做些综合整理及探索性工作,旨在抛砖引玉,求得师友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历史管理学发凡

历史管理学是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介于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的诞生，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学与管理学各自学科发展的需要。历史管理学的要义，可以用“历史与企业家对话”加以概括。它同当代西方管理理论中的经验主义学派，虽然都是以向企业家提供成功的管理经验为目标，但前者所传播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管理智慧与经验，对今天的企业管理却不具备直接应用性，而只能在原理上提供参考借鉴。这一特．久决定了运用历史管理学的企业家必须具有更高的素质。     

关于汉唐文化的几个问题

汉唐文化历史成就博大恢宏,具有开创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诸多特点,与外部世界交流交往广泛,影响深远,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启示,是长安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

今年是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我们无限缅怀这位学术宗师。陈先生运用“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方法,在屡经深耕细作的秦汉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他提出的“搞人民史”的主张,同国外史家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研究取向,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时间上看,陈先生还应是一位更早的先行者。以陈先生治学思想为主线而形成的研究秦汉史的科学方向,是为“陈直学”。对陈直著述中失误的批评指正,应是陈直学在新条件下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