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移民通过文化馈赠这种跨国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但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不同类型的移民群体的跨国实践模式不尽相同。本文借鉴以往国际移民与跨国主义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社会地位补偿"的范式,对分别来自广东五邑开平与海南文昌下辖两个镇的移民群体进行比较。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移民对于侨乡的文化馈赠不仅受到其个人出国前后社会地位变化的制约,而且还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特定的祖籍国和移居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位置的差异,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不同社会境遇以及侨乡的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均对文化馈赠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上述这些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社会地位补偿的特殊机制,影响移民跨国实践中的文化馈赠。     

逃离式加入与分裂式归附—基于泰北华人的研究

由于受到辗转流徙的历史心性与族群记忆的影响，泰北华人在与国家互动、定位自身的过程中，采取了“逃离式加入”的身份策略。他们一方面积极争取泰国公民权及在泰定居权，一方面维持着与不同政治实体的有效互动，试图利用这种流动性、灵活性与边缘性争取最大程度的自决空间。为了应对泰国国家的政治整合，泰北华人还发展出“分裂式归附”的策略，通过道德化国王，以认可国家传统权威的“加入”方式达到对现代权威的逃离。他们充分利用效忠皇室的话语体系，能动性地演绎与创造了地方的国家秩序，以维护自己在边缘区域的利益。     

国际难民的整合认同：越南归难侨多重身份研究

越南归难侨作为国际难民的整合认同，受国家政策变迁、社会经济转型与群体地位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实践、调整与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归难侨群体的多重身份认同相互支撑、高度胶着、深度粘合、共生共演，呈现系统结构性与整体功能性变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使归难侨自身的能动性及其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这既是侨务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学术共同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     

制度型族群聚集与多向分层融入——基于广州南涌华侨农场两个归难侨群体的比较研究

以广州南涌华侨农场的两个归难侨群体作为比较个案,探讨其产生多向分层融入的原因。研究发现,不同难侨群体所形成的聚集状况与亚群体网络内部形成的资源及文化价值观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马来亚归难侨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履历"形成了强势聚集,其亚群体网络所主导的价值观及内部资源能够引导归第二代绕开农场亚文化的负面影响,顺利融入进本地主流社会中。而越南难侨及其第二代则是一种弱势聚集,其所形成的与主流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亚文化以及网络内部贫乏的资源使个体更易于融入本地社会的边缘层中。     

"政策性合约"的产生与实践:基于失地农民与水库移民的比较

本文基于失地农民与水库移民的比较个案,尝试建立“政策性合约”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政府对于政策目标群体的内部差异化治理。研究发现,国家基于不同目标与失地农民和水库移民分别建立了普遍异质型和特殊（类）同质型政策性合约。在宏观政策性合约的规制下,地方政府细化政策性合约内容与失地农民和水库移民产生具体的交换,并通过长期执行政策性合约,使这两个群体呈现出差异化的治理结果与发展轨迹：前者面临市民化挑战,而后者则某种程度延续了乡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