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鲁迅传》对史料的歪曲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这原是写好鲁迅传记的最根本的态度;可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在上海出版的、署名“石一歌”的一部《鲁迅传》(上),却与此背道而驰,对一系列历史资料——从鲁迅本事到时代背景以及有关人物,许多地方都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无中生有,任意编造,这是《鲁迅传》对待史料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恶劣倾向。试看关于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了关于日俄战争纪录片之后的反应的一段描写:鲁迅先“躺在教     

讀郭沫若书信小札

<正> 我们读过郭老不少书信,有的无收信人姓名,有的无写作日期,有的信中所述人与事没有头绪,于是边阅读边索解边考证,成此札记一篇。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二卷一期,刊登郭沫若书信手迹一则,内容系交涉散文《离沪之前》发表事宜,其中提到的“施杜二君”,当指《现代》杂志编辑施蛰俘和杜衡。然而此信是写给谁的呢?印制手迹时,收信人的名字却被抹掉了。为此,一九八○年四月上海图书馆编印的《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将该信列目时,曾加注“此     

郭沫若事迹杂考

记得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郭沫若曾无限感慨地说:“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其实,他自己亦何尝不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又一个杰作呢。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巨人,需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应当包括搜集、考证他的生平事迹。为此,本文杂取郭沫若数事略加考述,以求订正一些误记。一、关于《三叶集》首尾二函的作日《三叶集》是一九二○年一至三月间郭沫若与宗白华、田寿昌的通信合集,共收书信二十通,基本上按时间先后排列。第一通是宗白华致田寿昌书,信末未注明日期。如何考定呢?原信说“我又得着一个象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而第二通即宗白华致郭沫若书,信中果真介绍了田寿昌,并表     

评胡适的《尝试集》

胡适的《尝试集》自一九二○年三月问世以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可是至今评价不一,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恣意否定“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情况下,这部新诗集更被当作历史垃圾丢在一旁。显然这是因人而废文。其实“五四”时期的胡适,其基本倾向并不坏,甚至可以说是积极的、进取的,他的一些诗文亦不乏新鲜见解和时代气息,鲁迅对之就有过“警辟之至,大快人心”的赞语。而且,当《尝试集》与郭沫若等人的其他几部新诗集被某些评论家妄评为“不佳”、“不是诗”的时候,鲁迅还曾作《“说不出”》一文予以     

郭沫若·《残春》·意识流

<正> (一) 作为文学的一种方法,意识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采用,虽然主要流行于西方各国,但在我们中国也依稀可见其踪影,它绝不是今天才“流”进来的。杨江柱同志在《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两次崛起——从〈狂人日记〉到〈春之声〉》(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探讨了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我国的意识流小说有自己特殊的艺术渊源”,不应当“和西方的意识流小说等量齐观、混为一谈”,这些看法颇有见地。但他又说我国意识流小说的诞生,“与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作品并无瓜葛,因为它们当时还没有产生”,这却不符合事实。     

论文艺批评是“发见的事业”

<正> 文艺批评在整个文化事业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应当说是早就摆定了的。别林斯基曾经说:“关于伟大作品的评论,其重要性不在伟大作品本身之下。”这一点也没夸大。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文艺批评却每每表示怀疑,甚至望而生畏。这是什么缘故呢?鲁迅说得好:“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以致失却了本来意义,最后连文化批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弄不清楚了。反正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批评当然也不例外。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林彪、“四人帮”由此更进而将文艺批评当作他们耍弄政治阴谋的魔棒。现在已经有人为文艺正名了,可惜还没有人为文艺批评正名,而这也是刻不容缓的事。五十多年前郭沫若同志曾经指出:“批评是发见的事业。”真可谓言简意赅,发人深思。从这里正可以探得文艺批评的真谛。     

《读郭沫若书信小札》补正

<正> 我们在《齐鲁学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读郭沫若书信小札》一文,其中对郭老致王冶秋同志十封书信的作年考证有误,兹作如下补正。八月四日信云:“弟因受暑伤风,自二十五日起即发烧,高时至38°1,但幸于三十日晨即已退烧矣。天官府四号房太热,不能住,已于三十日下乡,来赖家桥暂避”。查《沫若文集》第十五卷《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一文,其中也说:“一九四三年的七月……那年有所谓‘热气团’通过重庆,我从七月二十六日起便中暑发烧,一直到二十九日正午‘热气团’过了,我的烧才退了。三十日挈眷下乡,移住赖家桥。”可见该信写于一九四三年。     

论情绪记忆在郭沫若传记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郭沫若是一位伟大而又充满矛盾的杰出人物,他所写的一系列传记文学作品,把他的全人格作了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全身心的暴露,是那样坦白,那样赤诚,那样真实,那样生动,以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的颤动,可以听到他的灵魂的呼唤。这些作品充分表现了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情与理的交融,多样的学术研究中胆与识的汇流,神奇的革命实践中智与勇的结合,频繁的社交活动中敌与友的明辨,以及浪漫的爱情生活中灵与肉的冲突。在他的独特而又平凡的生活旅程中,我们跟着他的足迹,可以拾取许多许多人生的智慧果。     

还浪漫主义以本来面目

自从浪漫主义在文学史上撒下了火种,世世代代以来成了艺术上不灭的火焰,它与现实主义相彪炳,给人类艺术宝库增添了瑰丽的光彩。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不包括那消极的、反动的浪漫主义的恶劣遗风。象一切事物的成长和发展一样,作为文学艺术基本创作方法之一的浪漫主义,它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尽管雨果镌刻的被誉为“浪漫主义的里程碑”的《〈克伦威尔〉序言》,早就给浪漫主义制定了宣言和纲领,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著名论著中,也盛赞过浪漫主义文学是“最能给予近代人以愉快的文学”,然而它还是免不了遭到不少误解、非议和攻讦。在我国,几乎近半个世纪以来,浪漫主义都是被否定的,直到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