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作冊”析辨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合肥休闲城市夜间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合肥发展城市夜间旅游,能够增加旅游资源的日利用时间,促进城市旅游、丰富城市形象,实现旅游产品错位竞争,为民俗文化提供新的宣传途径及表现形式,提高合肥旅游地位,拉动合肥就业.目前,合肥夜间旅游尚处于起步阶段,产品开发成熟度不高,现有夜游景区(点)仅是原景区(点)在经营时间轴上的延伸.据此,从旅游开发角度,论述了合肥城市夜间旅游的发展对策,提出开拓资源、打造夜游精品文化产品、市场拓展宣传、塑造城市夜游形象、城市夜游空间规划及采取夜游保障措施的建议.     

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中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

整体上看,中国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演进起到了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良好的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和激励作用,确保了改革的成功。但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和现实的挑战与冲突中趋于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建构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把个人精神生活、一般思想理论与国家意识形态适当分离,在个人观念的竞争中实现接合;应提炼现实、接轨世界、转型话语,以社会公正与和谐为中心进行价值重组,积极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赢得接合中的主导权;应继续保证政治统治的"绩效合法性"。     

鉴真选择从福州东渡原因探究——兼与葛继勇先生商榷

鉴真第四次东渡选择福州,是一种策略。从北路东渡,人多、物资多、路远不便,且易被官府发觉;从扬州出发东渡,官府和僧众会出来阻止;从明州出发,更会为官府、僧众挽留。选择福州,可以以应邀往南方讲律授戒为由离开明州东渡。     

读旧稿本《西域地理图说》

南充师院图书馆藏有旧稿本《西域地理图说》一书共八册。是书不但无书名,无撰稿人姓名,而且无卷次、页数,系用汉、满两种文字写成。清末地理学者李文田校记此书时,于《各回城概况》册的封面上题名为《西域地理图说》。本文论述此书时暂用李的题名。(以下简称《图说》)。     

少年小说中的守望意识——以薛涛小说为例

20世纪90年代善于观察、独立思考、敏锐观察的小说家们与以往作家不同,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既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社会的思考与肯定,又在构筑文学艺术世界中加入更多个人的因素,使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散发了独具个性的光芒,而这群70后出生的作家中,薛涛的少年小说就是较为典型的个例。出生在辽宁的70后作家薛涛,以"黑土地"为创作资源,读他的作品,我们不自觉地可以体会到他深爱自己的家乡,并努力在东北这个富饶的土地上汲取文化营养,朴实的乡村风情,渤海湾的海洋季风气候,以及滚滚奔腾的辽河,都成为了薛涛小说中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     

马克思主义的《红楼梦》研究究竟始于何时?——当代红学史的一个小问题

刘梦溪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红学五题》中的第五节《马克思主义与红学》,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通常有一种说法,从一九五四年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在一九五四年之前,《红楼梦》研究的主导的观点和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国内两本“红学史”专著,一本是郭豫适的《红     

鉴真“六次东渡,五次失败”考

在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交往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活动家,唐代扬州高僧鉴真大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应日本僧人的邀请,几度东渡,出生入死,历尽艰辛,最后终于到达日本,以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留居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他的历史功绩,一直为中日两国人民所传颂。鉴真从唐代天宝元年接受邀请,发愿东渡,到天宝十二年东渡成功,历时十二年,其间数度东渡,一再失败。鉴真究竟几次东渡,几次失败?现代人所写的文章、出版的书籍,以及许多学术报告,几乎众口一词:“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笔者对这一说法是存疑的。我们首先想弄清“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的说法源于何处。     

论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

鲁迅与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两面光辉的旗帜。然而关于他俩的关系,却说法不一。一些人一直认为他俩在二、三十年代是“文坛上的仇敌”,“势同水火”,“不存在友谊”。笔者认为把他俩的关系说成是“仇敌”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多半是由于不了解历史。人们大都注意了他们之间矛盾的一面,忽略了他们之间一致性的一面,本文试就他俩在二,三十年代在许多方面的一致性,产生矛盾的原因,以及双方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进行探讨和分析,祈请方家教正。     

也论胡适对白话取代文言的态度

唐文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云：“他（指陈独秀）还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这种态度比起胡适‘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来，显然也要勇猛得多。”这里的意思是说，胡适在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上，态度不如陈独秀坚决。是耶？非耶？我认为有加以辩正之必要。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的黄遵宪、龚廷梁、陈荣表都曾主张用白话行文，“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①。由于影响较小，他们的主张很少有人知道，在社会上也没有形成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