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态度与交往期望: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变化趋势——以北京市为例

农民工与市民在社会距离变化感受、相互理解程度、交往感受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缩小了,但市民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扩大了。差异性态度可能是交往期望差异造成的。整体上看,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呈现扩大趋势。社会距离扩大的原因除了与双方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交往频率等因素有关系外,还与城市人口规模变化、政策调整和流动人口犯罪有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化、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的建议。     

政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农民工社会距离研究的一个视角

政策意愿是指能够对政策或制度制定起重要影响的阶层或群体的心理、情感、思想观念、价值观、生活习惯等主观因素,它是社会优势群体或阶层对制定新政策的观点和看法。实证分析发现,对城市政府制定政策改善农民工待遇表示支持的市民占据多数,表示反对的市民占据少数。年龄越大的市民越倾向于限制农民工,即年龄大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大于年龄小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移居城市时间越长的市民,越不愿意支持改善对农民工的待遇。支持或反对政策调整的行政干部会占一半。政策意愿与主观心理感受、交往行为有相关性。从北京市而言,大部分市民可能会对为改善群体关系、缩小社会距离而推行新的利益分配机制表示理解和支持。     

我国大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一、中西方社会距离理论的研究综述 距离首先是一种物理学上的空间概念。美学家用来比喻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模糊性和非真实性，认为距离的大小可以产生不同的美学感受。心理学家将之解释为主观感受，将对象与人的实际利害关系之间的分离称之为心理距离，并认为最合适的距离就是那种最小而尚未消失的距离。心理距离又被称之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一道心理屏障。后来社会学家将心理距离发展为社会距离。社会距离被定义为“存在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是一种可以测量个人和一般社会关系的理解、同情与亲密的程度和等级。     

汉末晋初间的人口迁移

<正>汉末晋初之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割据时期,打乱了东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造成了一百多年的人口迁移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中平元年至建安初年的人口迁移 中平元年,爆发了全国范围的黄巾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之多,动辄百万、几十万,所到之处,攻杀东汉官吏、破坏旧的统治机构,打击地主豪强。初平、兴平年间的董、李、郭之乱又加剧了局势的动荡。这一时期的人口移动呈现出影响面大、数量大,类型单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