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对宋代的影响——以《元和曲台新礼》、《中兴礼书》为中心

王彦威在唐元和十三年(818年)编撰<元和曲台新礼>,并得到朝廷认可,标志着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国家礼书的案牍化正式拉开帷幕.这种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深刻影响了宋代的国家礼典编撰, <中兴礼书>为我们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浅谈公司治理中资本结构的治理

本文从起源和含义方面介绍了公司治理,具体分析了公司治理中资本结构的治理对公司的影响,以及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现状并提出了相对的建议。     

《政和五礼新仪》编撰考论

《政和五礼新仪》是北宋末年编成的重要国家礼典,该书编撰过程是,首先主要利用了中晚唐的典籍对历代礼仪沿革进行了梳理,然后在熙宁、元丰学术的指导下,由徽宗皇帝为最终的是非裁定者,对历代礼制的歧异进行了评判,最后制定了标准的文本,就是《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体现了徽宗整顿礼制的决心和当时的学术取向,也体现出北宋晚期的礼学知识结构相对唐代而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它还标志着宋代国家礼仪真正的成熟.     

程序法的价值分析——从宪政、法制品质与司法正义三重意义上

中国传统社会重实体、轻程序,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无法走向现代化,因此,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理想,应深刻理解程序法的巨大价值。程序法的价值可以从宏观上和微观上两个角度而言,前者体现在程序法对于一国宪政建构上,其中主要包括程序法有助于防范民主制度的弊端、推动法治建设、保障宪法的实施和维护宪法权威,以及提升法律的独立地位与"良法"品质等方面的价值;后者体现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程序法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权及规制刑罚权的运行、维护法的安定性。     

论社会管理中的程序正义及其实现路径

探究现代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即在解决社会秩序需求的前提下,强调权利保障及其实现。对社会管理程序正义进行价值分析,阐释程序正义是评判社会管理正当性及合法性的重要标准,同时有助于作出"善"的社会管理结果和规制社会管理中的权力运行。指出社会管理程序正义的实现路径是要在社会管理中遵循程序参与、程序商谈、程序公开、程序透明、程序平等及程序中立等原则。提出社会管理要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做到社会管理程序正义。     

文化的视角：大陆法系国家刑事政策的历史演进

从大陆法系国家刑事政策历史演进看,刑事政策理论和实践与社会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社会文化构成了刑事政策诞生、选择的重要根据。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理念与理性批判精神促成了现代刑事政策学科的诞生;19世纪中期后,实证主义与社会连带思想影响到社会防卫论的产生及发展;二战之后,新人道主义、人权及法治观念促进了新社会防卫运动的兴起。     

"国"与"家"的联接——贵州屯堡人的家谱编撰与身份建构

本文以30个屯堡家谱为文本个案,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贵州屯堡人的家谱编撰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屯堡人家谱是在屯堡族群建构背景下形成的,超越了宗族的需求.屯堡人的家谱编撰通过对屯堡族群与国家关系的选择性记载,勾连了家庭、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动利用来自国家的权威力量,以促进屯堡人的身份建构与族群认同.     

传统村落社区的内部博弈与文化传承——以“屯堡第一村寨”九溪村为例

传统社区内部的各种力量在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对各种资源进行调整,使各方利益达到一种平衡,使得传统村落社区相对稳定,文化得以有序的传承与建构。     

蔡锷:离开京津,回到昆明之谜

<正>蔡锷究竟是怎样离开京津,回到云南昆明的?除了小凤仙掩护出逃一说,尚有多种说法。1981年电影《知音》播出后,曾鲲化女儿曾龙珠的女婿出面说:曾龙珠老人"与我闲谈时",说到了"她父亲曾鲲化当时筹划蔡锷逃离北京,并在她家化装出逃的真相"——曾鲲化早年与蔡锷同在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后担任民国政府交通总长。为了帮助     

唐宋世俗人士穿着道服考

世俗人所穿的道服,无论从式样来看,还是从人文内涵来看,都是源于道士所穿的常服。晚唐五代逐渐渗入世俗服饰领域,北宋则成为世俗人士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普遍穿着的服装。这标志着道教对社会影响的进一步加深。同时,道服在被世俗人士接受的过程中,无论是样式,还是象征意义都发生了变异,世俗人士对道服的样式、象征意义又做了选择吸收,削弱了道服的宗教意义,赋予了道服非常世俗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