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独生子女风险及其保障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当代社会独生子女家庭就是风险家庭.子女的唯一性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单一性及家庭功能的脆弱性.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所面临的风险也是整个社会发展所面对的风险及挑战,国家应当积极保障独生子女家庭的利益,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完善政策性、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增进多元化、服务性的公共福利,提升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域下“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路径

利益相关者理论源于商业领域,但其治理目标、治理结构和治理动力与社会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共建共治共享"本质上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发现、参与、合作、创新和满足。"共建共治共享"实践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环节:一是利益分配机制是否足够公平,能够让所有利益相关者满意,这是社会治理"共建共治"的动力;二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分工机制是否足够有效,达到最优的治理成果,这是社会治理"共享"的基础;三是利益相关者权利和责任是否平衡,这是"共建共治共享"可持续动态平衡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