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本文着重从意义关联的角度讨论社会科学田野工作中的深度访谈法。从深度访谈的性质出发,本文尝试分析了与访谈有关的诸种意义体系,并讨论相关的访谈方法。本文主张,访谈既应当以“悬置”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进入现场,同时又要随时保持反省;访谈的过程应以日常生活及生活史的结构为结构,以发现问题,追究问题,最后再讨论个案的普遍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访谈将不仅仅是单纯搜集资料的过程,而已经成为研究的一个环节。①     

个体的自我保存与社会学的现代道德人格属性:《自杀论》中的双重结构

根据涂尔干关于自杀的定义,自杀必然意味着有意识的选择死亡。死亡只有一种对立面,即不死,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项。所以,当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讨论自杀的时候,同时必然是在隐秘地讨论自杀的对立面,即自我保存。在《自杀论》的中译本中,这一隐秘线索的许多证据都被清除,导致书中“自我保存”这一线索在中文学界没有受到重视。本文尝试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理解涂尔干的这一线索。他将不同类型的自杀视为不同道德的极端表达,在具体分析中常常采用一体两面的视角去讨论行动者在何种道德状态下才可能实现“自我保存”。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说明,涂尔干对这三种自杀类型的界定,以及通过这一界定所呼吁的道德状态,与他对社会学的界定有内在实质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涂尔干来说,社会学本身即是某种现代道德人格的表达,而这种道德人格对于现代性个体与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都具有自我保存的效力。     

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

兼具社会改造理想与实践的社会组织,会在其具体的社会行动中与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何种碰撞,其结果如何,是理解公益组织社会行动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生产社会”的议题出发,通过对一个社会公益组织的结构特征及其扶贫实践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明确理念与行动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严格制度建设与纪律要求的公益组织,会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与其目标相反的种种困境。生产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在组织实践中落空,而该组织甚至会逐渐成为地方社会得以再生产的空间。由此,本文试图回应公益社会实践研究中的重要观点,即实践走向“生产社会”,并希望引发对行动实践效果的反思与关注。     

弗洛伊德的案例剧场:忏悔者与生活世界(下)

在上篇所建立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本篇试图集中到弗洛伊德的五个经典案例,通过约翰·奥尼尔对于这五个案例的理论思考,将精神分析传统中的忏悔现象及其理论置于经典社会理论乃至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并最终将讨论落实在生活世界中的理性与存在问题之上。文章最终回到黑格尔,主张理性必须落在此在之在（Da-sein）并因而是个体存在之意义世界中。与忏悔相关,既存在着一种作为存在之形式（form of being）的理性,又存在着一种作为生命意志（will of life）的理性。第二种理性,也即来自于此在之在的状态,可能是理性真正的困难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德对于启蒙所提出的要求,或许正可以落实在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之上。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舒茨主体间性理论再讨论

舒茨从对个体行动的意识分析出发,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伯格森的意识哲学,对韦伯所建立的社会科学概念体系作了一个意义基础的建构工作,并进而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发展出了自己的社会世界的图景。在这一工作中,对他者问题的处理涉及了一系列深具社会学意涵的问题,而其核心则是主体间性问题。对主体间性之可能性这一问题的探讨,从社会思想史的传统脉络来看,不仅关涉社会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舒茨的努力下,更成为了一项通过以我群群体为基础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来回答近现代以来社会学的核心方法论问题--社会如何可能--的基本追求。     

经验与经验的现象学社会学化——读哈维·弗格森的《现象学社会学》

长期以来,现象学社会学这一社会学理论中的分支,似乎只是舒茨作品的代名词,而与现象学运动本身相关的庞大思想传统/脉络无关。也由于自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运动独成体系的特征和在思考力度上的要求,使得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往往只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所代表的现象学哲学作为一种阅读和思考的背景,且将这一庞大的思想资源归于纯粹哲学的范畴而束之高阁。对于社会学来说,现象学自身仿佛成为不切实际的"临空蹈虚式"的哲学的例证,社会学对于现象学最好的态度,也不过是敬而远之。     

流亡者与生活世界

流亡作为舒茨的生活本身,构成了其思想的海德格尔式的照面(begegnen,encountered)。在此关照下,本文试图从舒茨的行动概念入手,通过将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置于德国社会理论的传统之中,来理解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具体的、实在的现代人的困顿,及其困顿的终极表现——流亡。而这一舒茨作品中不言而喻的组成部分也正是我们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其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