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

本文通过对1990年代初期之后欧美政法思潮的重大转折以及中国法制改革经验的综合性考察,进一步探讨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法律程序对于公共选择以及社会秩序正统化的深远意义。针对国内部分学者对强调程序性正义的疑虑,作者指出：现实中滥用形式和程序要件的弊端其实正是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的结果,为此我们的确有必要对照公开、对等、透明以及公平等程序价值来检验和完善现行的程序规范。     

法治中国的可能性：兼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

一、该怎样理解法治？对于法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一种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社会治安的手段,另一种认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前一种法治观是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从上古时代起,明天道、察民意、“制而用之谓之法”１的统治工具论观念就已经深植人心。后来的文人策士们说得露骨一点的,则谓“设法度以齐民”２;说得含蓄一点的,则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３,“务以德善化民”４。总而言之,法律只是用来管束老百姓的。虽然到了近世也可…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参加法社会学国际协会第31届学术大会之后的思考

世纪的交替与文明的交锋、交融重叠在一起,给人类带来希望,也带来不安。19世纪末,尼采宣告“上帝已死”,理性的个人在实证主义的范围内成为主体——即不具备自我反思能力的主体。在20世纪,法学世界观几乎在全球规模上取代了神学世界观。然而,到20世纪末,普遍主义的法治秩序本身却出现了深刻的正统性危机,为此,哈贝马斯在批判尼采的“停止反思的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实践和对话理性的社会政治哲学以及相应的法学理论。于是,理性因反思而超出了实证主义的藩篱,主体因相互性而超出了个人主义的范畴。现代西方的法律和权利的哲学基础从此而动摇。目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时期”。各种事物都取     

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

本文借助于理想型(Idealtypus)和比较法社会学的方法,对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法律职业的地位和功能进行了实证的和理论的分析,从中归纳出像日本这样一个非西方社会建立法治新秩序的一些特殊规律和关键因素。作者指出,法律家的职业威信是国家规范效力的可靠保证;法律家的职业自治是现代社会公正的基本前提。在轻视法科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日本改造权力结构以适应时代潮流,是从改善法律家的素质和行为方式着手的,即:利用传统科举信仰的媒介机制,通过司法考试等技术性操作,逐步在公众中树立起对职业法律家群体的尊敬和信赖,进而形成有特色的法务卡特尔结构和学识性很强的法律解释共同体;二次大战后,通过强化对判决理由的学术研究和导入法官的反对意见表示制度,促进了法律决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这种按照法治原则而渐次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中,独立的职业法律家群体被置于衔接民间的私人性选择与国家的制度性选择的关键位置,作为操纵杠杆和安全阀,对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日本现代法制建设和法解释学研究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职业法律家的适当定位。     

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与研究框架

关于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倡议近年来已得到我国法学界的一定关注,有关项目也已被列为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在我国的大规模立法工作已取得重大成就,从而使立法精神向社会深层的渗透成为紧迫课题、经济体制改革正不断深化从而使法律对策的选择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     

论法律试行的反思机制

序论 敢于实验是当今我国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即使在必须具有能对抗事实变更的预期稳定性的法律领域中,也充满了实验主义的精神。除了立法和司法方面具体措施的试点工作以外,哈尔滨、沈阳、大连、西安、武汉、重庆、广州等7个城市被指定为法制建设的全面实验区域。在1979—1985年期间公布的713件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具有实验性质的暂行、试     

秩序的正统性问题——再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笔者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提倡通过制度性妥协和程序设计把法治国家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的中国改革思路。但是 ,在这个论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主要表现为试图在法治与民主之间划清界线、各持一端的倾向。本文以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为线索 ,围绕秩序的正统性这一核心问题 ,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践经验 ,探讨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以及关键性制度设计     

依法风险管理论

隐约可见的、人为的风险的来临,冲击了原有的法治理念和制度构造,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在分析了卢曼的风险管理理论和叫停自助透析事件之后,笔者认为我国不仅需要重建法治理论,通过制度的合理化和新技术的导入来减少风险,而且需要构建以风险意识为前提的信息系统,用风险的理念和完善的制度大厦来抵制风险的侵蚀.     

从主权的双重结构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作者在港刊《二十一世纪》总５７期上发表文章认为 ,主权涉及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 ,与此相对应 ,理解主权的关键体现在两组关系之中。一组关系表现为主权、产权、人权的三极之道 ,这是现代国家的法治主义体制的基础 ;另一组是主权、霸权、人权之间的互竞关系 ,它使国际秩序呈现出流动性。作者指出 ,“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是不适当的 ,但“主权高于人权”的说法也不可取 ,因为它很可能通向法西斯和暴君专政。应该强调的是主权与人权的一致性、关联性以及均衡关系。主权的双重结构演进影响到当前的世界格局 ,政治性判断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微妙 ,…     

社会变迁与法制

本世纪中国一直在进行变革,但是迄今为止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建设仍然辗转于放权与收权循环不已的“动态平衡的陷阱”之中。要突破这种困境,就必须寻找一条能够把个人选择与制度选择衔接起来的“法律通道”。本文参照西方的有关理论和实践经验,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重点分析了法制在社会变迁中的各种作用及其功能条件、操作方式等,提示了在系统与环境的互动进化过程中实现法制改革的具体思路。作者建议采取多元主义和功能可变、等价的观点,从既存条件中发现和充分利用可以移植、嫁接和生长新事物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