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生计模式—文化”聚落变迁动力解释模式——以贵州省黔西南册亨县布依族板万村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贵州作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三重叠加区反映了时代发展带来的复杂性,而册亨板万村则是这种复杂性的集中体现。国家力量、市场和文化在这里交织,导致了传统聚落、民居形式和建造模式的变迁。已有的聚落变迁模式无法完全解释贵州少数民族聚落的变迁,本文针对贵州黔西南少数民族聚落,提出"政策—生计模式—文化"解释模式。政策是契机,起发动机作用;生计模式为聚落的变迁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带来消费观念的转变;文化侵入则促使信仰系统和观念的转变。这三点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聚落变迁的重要动力,在板万村的聚落变迁中得到了体现和证明。希望将来在其他贵州少数民族聚落的调查和研究中,能够验证这个解释模型是否适用和有解释力。     

解读和协商——雨补鲁和板万村的乡土空间重现

当代乡村建设,尤其是在多方介入的贵州偏远山区传统村落改造中,各方存在认知的分化和博弈,各个主体的行为相互协商并共同作用在空间实践中。本文以黔西南州两个传统村落空间改造为调查样本,分析介入乡建各个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与协商策略选择的相关因素:政策背景为协商提供舞台;当地政府为各方协商提供具体机会;资本是协商中的机会主义者,村民是他者想象的受益者,而专家建筑师起着协调者和引导者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针对专家建筑师所参与的乡村改造中的协商提出解读:博弈是形塑乡土空间的手段;协商是解决认知碰撞的途径;博弈中的共识关系是不断变换的。因此,充分解读乡建中各方的博弈与协商逻辑,是把握乡村空间重现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