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行动和成人之道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如何行动决定人有什么样的德性,而人的行动开始于对行动的选择。选择是实践理性的审思活动。由于实践理性的参与,行动是自愿和自我负责的,从而证明,人最终是自我成就的,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人自己决定。对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点-实践理性只是审思行动的手段,而不审思行动的目的,有着普遍的工具理性的误解。本文说明,实践理性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达到既定目的手段,而是和人的德性、情感、欲望一起,共同构建出具体情境下行动的目的并筹划达到目的的途径。实践智慧是人在行动中揭示真理的方式,它总是和情感一起出现。人的自我决定包括了行动和情感两个方面。     

论生命价值的实现路径

生命价值,从哲学角度看,就是指一个人的生命与社会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或指的是生命的有用性,即指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包括了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两个方面。而在追逐生命价值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以信仰作为指导,以责任作为载体,以最后的死亡作为明证。     

生命涵养与认知视野的大学生生命教育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更是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根本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生命教育教师将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时代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将大学生生命困顿的认知度和把握度相结合,同时要把认知生命的多种学理性与实践性进行相互促进。     

元存在论和海德格尔入世的尝试

海德格尔在1928年的课程《以莱布尼兹为始点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知识》中提出要构建元存在论,以完成他重构形而上学的计划.他尝试通过元存在论来做一个翻转,即:从作为基础存在论的终点的存在理解,转向存在者整体,回到形而上学的存在者层面.在这种翻转中,海德格尔并不是求助于亚里士多德式的"神"或者德国观念论的"大全"来为他的...     

从《文心雕龙》的“赞日”看刘勰对《诗经》传统的通变

《文心雕龙》每篇末尾的“赞曰”,均为押韵的四言八句,形式上独立于全篇,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这种形式与同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五言诗不同,它们直接师承《诗经》,也借鉴了《诗经》“比兴”的艺术手法,寓抽象于形象之中,生动地总结全文。对《诗经》的推崇背后蕴藏着刘勰自觉的文化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而《文心雕龙》赞语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源于诗性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质之所在。     

从美学角度看《美国悲剧》中译本的不足

本文着重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美国悲剧》汉译本在忠实于原文的内容美与形式美时存在的一些欠缺:在忠实于原文内容美方面,文章分析了翻译中由于一词多义的陷阱和由于译者对文化背景理解的偏差而导致译文中的误译现象;在忠实于原文的形式美方面,文章列举了译文中四字词误用及其欧化现象。     

从《开学第一课》谈生命教育

目前在中国许多省市都开始了生命教育的活动,以应对青少年出现的严重的生命困顿,如生活中的盲然和人生的无奈,以至陷入了网瘾、斗殴、吸毒、自残、自杀、凶杀等等对生命极不负责、极不尊重的行为之中,断绝了自我宝贵的生命。生命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体制化的生命教育则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地区纳入国民教育系统的生命教育是从1997年开始,而中国大陆由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如上海、辽宁、湖南等)的生命教育约从2004年始,至于云南省提出并实施的"三生教育"则是从2008年8月份启动的。从总体来看,中国生命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也不统一,而各省市自治区在推广实施方面更是参差不齐。一般而言,生命教育当然是以"生命"为核心的教育,是作为主体的"生命"(教师)以"生命"的丰富性和发展性为教育内容,对每一个个体之"生命"(学生及全体社会公众)的教育。本期专栏编发了关于生命教育的几篇文章,重点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较深入地探讨了生命教育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期望引起学术界及教育界的重视。     

汶川大地震与生命教育

一我国生命教育开展的原因 1.历史性的灾难迫切呼唤在灾区和全国开展生命教育 5·12、14:28,这几个数字已经引起了我们心中刻骨铭心的痛,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让灾区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和巨大的心灵创伤,全国上下包括世界上的许多地区的人们也都为灾区人们的遭遇而热泪盈眶.到2008年9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表示,汶川地震遇难者人数已超过8万人,即死亡6.9多人和失踪1.8多人,加在一起是8.7多人.     

卡夫卡与李商隐

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和中国诗人李商隐 ,虽然所处的时空、文化背景相去甚远 ,他们的作品引起的阅读效果和接受效果却很相似。本文通过平行比较 ,寻找深层原因 :他们个体敏感的心灵和人格结构相似 ;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态度和取向相似 ;并且 ,写作目的和写作方式相似 ,这使他们的创作形成相似的美学风貌 ,并客观上成为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转型的前兆     

本体论的差异——柏拉图的哲人王与先秦儒家圣王的比较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对哲学家和哲人王的描述,而先秦儒家传统中有时圣人以及圣王的诉求.哲学家和圣人都是先知先觉者,并通过心灵及精神上的转化来觉醒他人.他们都强调道德德性,都试图用一定的秩序来规范现实的世界以实现理想政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差异体现了他们之间有着更加深刻的本体论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柏拉图的哲学家不情愿在现实中做哲人王,而儒家的圣人却以在现实中成为圣王完成自我修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