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马陵之战,并非史实

1988年第2期《贵州文史丛刊》刊载拙文《马陵之战.并非史实》.1992年9月,海峡两岸100多名学者于山东省临沂市召开了《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会后所发的“综述”和“会讯”(见《文汇报》1992年10月21日第6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2期和1993年第1期)均将“历史上究竟有无马陵之战”以黑体头条列出。与会者一致认为马陵之战是无可否认的。“综述”“会讯”已画龙点晴出“有派”要旨:《孙膑兵法》为残简;庞涓于桂陵之战后乃复出;”卻氏左戈”是“有力佐证”。鄙人颜厚,愿再次张充质的。一、究竟怎样对待汉简《孙膑兵法》“有派”说:《汉书·艺文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吴孙子》八十二篇。《齐孙子》就是《孙膑兵法》,而汉简《孙膑兵法》只发现三十篇,还大部分残缺不全,怎么能根本仅占全书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残简没有提到马陵之     

试读《非韩》

乍一看来，《非韩）一篇，较之《论衡》中的其他将文，并不玄妙，十分易读，它唤起学者的反响是，王充唯一专题辨章法家的理论文章，除了格出其“养德养力”政见的明确张示外，过多的惋惜使是不该滑向张扬儒家、称道和义的思维误区．断言张扬儒家、称道礼义，也不为“虚妄”．韩非斥责慌失为“五台”之一，王充却美言俪生是礼义的化身（“夫儒生，和义也”），而礼义又是治国之纲纪（“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并用魏文侯敬重段干木而感化泰国罢兵不攻作例举厂段干木阀门不出，演文敬之，表式其间，秦军闻之，车不政资”）．王充果百眼膺…     

由性善到行善——孟子慈善思想探析

慈善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善的修为,孟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性善论"。"不忍人之心"是其性善理论的出发点,并认为也是人们发出行善举动的心理根由。本文试从孟子的人性论中富含的良知良能、义利价值观、仁政学说挖掘宝贵的早期慈善思想,从而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勃兴提供自然基础、精神动力和价值导向。     

吴人心态传统特征的探讨

本文中所说的吴人是指长期生活在吴地（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汉人群体;吴人心态则指在吴人中常见的、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群体心理活动状态;吴人心态传统特征则着重指融化在吴文化传统中的共时态的吴人心态模式。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逻辑关系就是从历时态的丰富多采的吴人心态表现形式中,探索历代吴人心态因时而变的发展轨迹,力图归纳出能够代表吴人心态的核心内容并显示其特征的观念体系。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从宗教生活到道德个体主义

涂尔干通过历史比较法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重新划分为,以集体意识为精神内核的机械团结社会和以高度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社会,进而将工业社会以来的社会危机归结为社会失范。针对极端个体主义膨胀的困境,涂尔干相继不加偏颇地提出了法人团体和道德个体主义的社会重构策略,同时保证了社会团结的神圣性和个体道德的自主性。     

大学生自我价值感的调查与研究

自我价值感是个体对自我价值实现与否的主观评价，与个体的社会适应和人生发展关系极为密切。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解大学生自我价值感的状况及特点，并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与对策。     

从吴人心态看吴文化

心态即人的心理活动状态。心态作为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的提出和确认不过是近十多年的事,对它的研究和把握还刚刚开始,但它已经被许多的人迅速地接受并尝试着探讨。这些人中,不仅有心理学工作者,也有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文化学的工作者们。究其原因,一是要全面正确地了解人的心理就必须了解心态这种重要的心理现象,正是人的心态影响着心理过程的进行及个性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二是在对人的研究尤其是对人群的研究中,考虑某人或某个群体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心理活动的综合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同时发动、同时胜利”的论断是真理吗——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想到的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直至目前为止,不少人在谈及真理,特别是论述真理总是具体的时候,往往喜欢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两种不同提法。他们说,列宁关于一国无产阶级可以首先争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提法是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时发动、同时胜利的提法也是真理。所不同的是,列宁的提法     

《刺孟》所“刺”

东汉王充《论衡》中的《刺孟》。幸许有《问孔》的屏障前置,过多地承接、附吸着古今学人的淋漓笔墨,转而溅落、渗印到它肤体的解读文字委实稀疏寥然。倘诠释为通透了王充对开山祖师孔子的兴问发难。以仰其鼻息的孟子自在覆巢之下,那不禁狐疑柢泉,当初王充何苦不吝心力、不惮遗笑,洋洋洒洒四五千言,紧贴连缀《问孔》之后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不使前哲心血叹之空掷,多一些“知我者”,少一点“不知我者”,《刺孟》一篇非得下一番工夫求索不可,何况这工夫决不会蜕变成负数。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绝对否认“内因”吗

国内哲学界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运动观的评介,有一个较为普遍的提法,即认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把运动变化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外部的驱使而没有内部的推动,即只承认事物运动变化的外因而否认内因。对于这一结论,笔者总感到有点绝对化了。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伏尔泰、卢梭、拉美特里、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这六人总的来说是决意从基督教的神学禁锢中挣脱、冲决出来的战斗思想家。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们在唯物主义大道上前行的幅度并不一一等距。像伏尔泰、卢梭,他俩虽然竭力反对把事物运动变化的终极原因归属于基督教的世俗神,可却以自己创造的自然神取而代之作为“第一推动力”。如伏尔泰在《形而上学论》中就断言:“整个自然界,从最遥远的星辰直到一根草芒,都应当服从一个最初的推动者”。卢梭虽说从“自我”形体中察觉到人具有传来的运动和自发的运动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