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区民族关系研究

本研究属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主要运用民族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历史学相结合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呼和浩特市区蒙、满、回、汉四族关系的综合研究，展示了该市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世态和心态，讨论了文化融合和结构融合的关系以及城市民族交往的特点，强调了“单位制”对当代城市民族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总结了呼和浩特蒙、满、回、汉四族关系的制衡机制，这一机制以四族在政治上或文化上的“主导一从属”结构和经济上的互补互依结构为基础，并提出了影响呼和浩特市民族关系的外因说。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及中国社会学反思

更早也许可以追溯至1962年卡逊（R．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这部划时代的作品，但自从贝克（U．Beck）的《风险社会》一书于1986年问世以来，风险社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界才日渐成为一个显要领域。中国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反应更为迟缓一些，并大体遵循着两条路线向前推进。一条路线是介绍、翻译和评价。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破解民族地区的"政府干预情结"

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现代化效应"是中国倾向于政府干预的深层次原因,要破解民族地区的"政府干预情结",政府需要重新认识民族地区的人文生态,实行因俗而治,打造"手段责任政府."     

文化的悲剧与生命的意义：从社会学的观念差异到齐美尔的生命观

齐美尔的思想实际上直接联系到他对"社会学"的根本观念界定。一方面,对人和社会的理解必须经由经验认识来实现;另一方面,这种经验认识并不意味着对人的最终目的的放弃。因此,他的理论从具体的社会学分析上升到一种关于生命历程的哲学,并返回来设置了社会学内容:个体生命与抽象生命之间的关系就如社会行动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一样。但对这个复杂路径的分析只有通过齐美尔关于艺术对象的哲学化的社会学分析才能完成。     

蒙古族流动人口城市化的特点及成因——以呼和浩特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出现了如下新情况,即蒙古族流动人口的城市化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业的兴起、教育市场化、生态退化和分散居住效益递减而聚居效益递增等因素直接相关,这些因素加剧了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其中服务业兴起和生态退化等因素不容忽视。学生是流动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后更应引起重视。     

生态文明视域下农村水环境保护机制探究———以苏北地区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农村水环境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农村水环境污染状况日益突显,以苏北地区为例分析其原因,农业生产不规范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 工业生产不科学导致工业点源污染形势严峻, 粗放式养殖管理导致养殖业污染问题突出。解决苏北农村水环境所面临的复合性困境,需要实施水环境保护的复合性治理机制,重点要构建基于合作博弈的激励机制、绿色ＧＤＰ 核算的评价机制、“互联网＋”的网络治理机制、监督机制,为农村水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机制保障。     

苏州现代生态农业建设与传统自然农业文化的修复

苏州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的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恶化问题,而两种功能之间又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要优化苏州农业的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需要努力促成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与修复传统自然农业文化(其中首要的是传统生态农业经验)的有机结合,只有通过修复传统自然农业文化以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才能达至现代生态农业建设、民间传统文化保护、自然生态重塑等多重功效.     

从鄂伦春族看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一体化

从鄂伦春这样的小民族来看,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呈现为一体化逐渐加强的趋势,这既是民族的愿望,也是国家的需要.在二者一体化的关系中,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化".它一方面使民族失去了一些自主自立能力,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国家对民族发展的责任和负担.     

蒙、满、回、汉四族通婚研究──呼和浩特市区的个案

本文对呼和浩特市自古以来蒙、满、回、汉四族通婚的演化过程 进行了梳理,对四族通婚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蒙、满、回、 汉四族的通婚范围和族际婚率,当代比清代和民国明显扩大和升高,且均无"上 嫁"现象。这意味着四族在城市中不仅法律上平等,事实上也大致平等。民族通 婚率高固然利于、同时也表明民族关系融洽,但通婚率低也不见得对民族交往有 害。"文化交融"或"结构交融"大规模地发生必然导致高民族通婚率,中国城市 民族通婚中"结构交融"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数较少的民族群体,其成员 更有可能与族外人通婚,但由于文化交融、结构交融和政治地位的差异,二者的 关系并不完全呈负相关。     

蒙古语的社会变迁、困境与前景──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与蒙古语关系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本文以社会人类学视角考察了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与蒙古语关系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了蒙古语的目前困境和未来前景,并就民族与语言关系的有关理论问题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