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国际经济政策

在美国总统的所有行政举措中,国际经济政策的主要驱动因素一向是促进国内经济繁荣和保护美国的国际安全利益。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制定政策通过在多边关系中发展贸易机会来促进美国冷战同盟国的经济力量时,安全利益占了绝对优势。美国市场的规模对这一政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美国对冷战时态度暧昧的贫困国家的援助计划中,国际安全利益也是基石。的确,在与共产主义斗争最激烈的阶段,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话说,就是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只是政治以其他形式的继续。”不过,与共产主义冲突的结束改变了上述两种驱动因素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的相对重要性。     

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

在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中,官僚化意味着行政方式逐渐摒弃特殊主义色彩,更具普遍主义特性。韦伯也认为,普遍主义所带来的差异的拉平,可以促进官僚化进程。然而,韦伯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论述时,选取的案例是君主专制的普鲁士,而不是政治平等程度更高的秉承议会主权的英国,这里似乎出现了理论与案例的“错配”。通过韦伯官僚制理论中这一“案例错配”问题为切口,揭示了韦伯官僚化理论中隐而未彰的官僚化实际产生条件,以及价值理性对维系官僚制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韦伯的官僚制思想。最后,对价值理性和官僚化进行总结与讨论,为进一步认识韦伯的政治思想提供启发。     

父母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解释路径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性别化的育儿分担是当代家庭儿童照料中的突出现象。为了理解父母育儿中性别隔离的成因以及家庭间不平等的异质性,逐渐形成了四个维度的解释路径,即以工作结构为核心的时间论、以收入和教育为核心的资源论、以育儿观和性别观为代表的观念论,以及新兴的以工作-家庭冲突为代表的情感论,还嵌入了福利政策等宏观背景。这些不断丰富、互为补充的路径之间富有张力,可归结为结构和能动两大取向;但它们也存在共同关切,性别化的照料分担是结果、过程和意义的集合。中国研究需将解释路径置于本土制度框架、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下考察比较,未来研究的突破口是不平等的测量、照料类型和质量以及照料者的主体性。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即官僚制的出现）的论述并没有像对经济领域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分析那般细致和系统,尤其是韦伯没有如揭示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加尔文宗教义那样,揭示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通过重返被韦伯视为理性官僚制典型的普鲁士官僚制于17—19世纪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启发我们从官僚化的价值伦理角度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补充。     

帝国的军事宿命——兵制中的国家治理逻辑

已有的关于国家治理逻辑的探讨侧重于央地关系而忽略了其他领域.本文通过相关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展现了帝国在兵制中的国家治理逻辑.本文发现,不同于央地关系,中央政府在兵制上往往缺乏平衡效率与风险的手段.这是因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力同时形塑了帝国军队的职业化水平(军事效率)以及士兵控制(军事风险).因此,帝国在失去对土地的控制时,会陷入军事效率与军事风险二选一的困境.而无论采取哪种选择,帝国最终都无法逃避覆灭的宿命.这一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一套不同于主流文献的、基于结构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