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市场的差异和结合

文章认为:计划与市场在其基本含义被扩展时,才成为对立事物,作为经济学范畴,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严格的;作为经济制度,它们的本质和形成根源是不同的。文章认为:发展商品经济需要进行产权的变革,经济单位的内在组织形式、产权关系,决定该经济单位内部的运行状况和对外界环境的反映状况。文章还认为:政治上的自由化是以经济上的自由化——市场化为前提和结果的。所以,改革的程度要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问题可以归结为产权的组合问题。文章实际上还说明了:任何“自由化”,包括市场机制的引进,在本质上都是产权的私有化。     

快意恩仇：《聊斋志异》果报故事的审美情感及特征

《聊斋志异》一书快意恩仇。蒲松龄借因果报应之说而转换了其实际内容，其因果报应篇章的审美情感和特征主要表现为：报应内容的社会化和道德化，行为主体的动机化和情感化，小说叙述的艺术化和个性化。其主调是与《聊斋》文奇义正、寄托遥深的整体精神相契合的。     

罗蒂和美国哲学中的后现代转向

罗蒂和美国哲学中的后现代转向［美」Ｍ·Ｃ·米勒在一篇发表在《哲学杂志》的文章中，理查·罗蒂列举了从他所“全心全意地赞同”的普特南的《具有人类面貌的实在主义》［１］中引出的五个要点。这些要点包括下述断言：相对主义和实在主义都是。从虚无处（Ｎｏｗｈｅｒｅ...     

幼儿园大美育综合实验促进德育同时目标达成的分析报告

爱美是人的天性,以美行善,寓教于美是许多教育家的共识。但是,在人生之初的幼儿园阶段,如何通过美育进行道德教育,美育目标与德育目标的关系的实验研究尚属空白。幼儿园各科知识,尤其是社会美的内容及目标与幼儿园德育内容与目标的达成有密切关系。通过两年多的实验证明：以社会美为结构点的审美教育,能促进幼儿德育目标的达成,尤其能促进幼儿道德认识、社会行为上的进步     

试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左”倾工潮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革命的重心也从珠江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1926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次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在汉口办公。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尤使武汉成为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而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又对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左”倾工潮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初步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教正。武汉“左”倾工潮的产生及其表现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之前,武汉的工人运动就十分活跃,工人的罢工在全国尤为瞩目,…     

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广东现代舞团实地考察报告"的现行思考

本文以考察报告的形式,通过对创建于1992年的中国第一个现代舞专业表演团体"广东现代舞团"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从其成立的社会背景、战略设计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阐释广东现代舞团在现阶段的发展现状,并思考广东现代舞团如何在艺术市场中站稳脚跟.     

浅谈历史教学三维目标的构建

历史教学的三维目标就是在历史教学中把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三维浑然一体,不是三方面的简单凑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知识、能力、思想教育.也就是在同一教学过程中实现学生三个方面的发展与提升.历史教育最终目的就是以古知今,服务人生,为学生将来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前人讨论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虽然清楚区分了当时的"市民"与欧洲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显著差别,然立足点仍在于探寻"城市文化"之可能蕴含的"自由"、"新型"等等精神,因此明显带有某种理论的预设。若将两宋时期的城市居民视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市井文化"的特征,从表象看两宋市井文化清雅与市俗共存,骄奢与村愚并现。深入分析可见: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要素不断聚集于城市,相对于乡村,城市占有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执城市文化之牛耳者,仍然是官而非商。唐宋间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城居、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于是,从两宋时期起,社会文化的中心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