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与救赎——东北现代家族小说研究

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一方面与“五四”文学有着紧密的承继关系．塑造了众多的“多余人”形象，表达了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无以附着的精神之痛；另一方面又与“五四”文学的现代启蒙立场发生游离，这主要表现在对女性形象或妖魔化或神化的极端处理上，在这种极端化的处理中传递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价值诉求。     

阴霾天空下的向日葵——东北女作家的隐喻书写

对女性进行隐喻性书写是中国文学传统之一。在形形色色的对女性的隐喻中,写作者始终把女性置于男性的价值建构之中,体现出男性文化的规范与品位。东北女作家在对自我的隐喻中打破了把女性与自我隔离开来的传统的隐喻形式,返回女性本位立场,从而照亮了被遮蔽几千年的女性体验。     

沉寂中的呐喊——“伪满”时期滞留在东北的女作家研究

在研究界,对东北沦陷时期女性文学的研究一直侧重于流亡作家,而对滞留于东北的女作家的创作有所忽略。本文重返历史现场,与滞留东北的女性写作者一起感受在充满阴霾的年代,身处民族、阶级、性别压迫下的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及性别体认,走进女性沉寂的生命荒原,倾听她们无法为妻无法为母的喑哑而撼人心魄的呐喊。     

八十年代女作家的男性角色

在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女作家一直在做着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是冯沅君式的对男人爱与庇护的寻求；要么是花木兰式的女扮男装．八十年代女作家的男性话语表述方式使女性文学徒有其名而无实际特色．牺牲女性意识的这种文学选择对女作家来说是一份丰富而无边的隐痛，而在创作中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去触及自己的隐痛，试图通过肉体和欲望的超越寻找自己话语讲述的权力，消解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男性话语．性别的怨恨与创痛成为弥漫于八十年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主旋律。     

传统叙事母题的另种阐释

赵树理把女性的解放或表述为女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或表述为男人对女人的救赎，在这两种表述中，作者所关注的始终是女性的政治解放，而忽略了女性的精神解放。在这种选择中赵树理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已预感或感受到了革命摧毁旧有文化秩序的威力，使他心甘情愿地去抒写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的道德准则对他的束缚，从而使他的男权文化意识在作品中凸现出来。     

试论中国现当代女性写作中的逃离意识

逃离,作为中国女性觉醒后所选择的第一种姿态,在20世纪的女性写作中不断闪过文学史的天空。逃离家园,逃离母亲角色,是女性的一次自我放逐、自我救赎。虽然这是一条不知所终的莫测之旅,但它是重写父权话语覆盖下的女性历史,重建女性自我主体性必须经历的一次精神探险。     

试论十七年文学女性意识的自我消解

十七年文学的女性形象塑造．从表面上看，她们已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努力反拔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异常自我的女性形象．实质上，他们仍没走出男权文化的樊篱，在男性目光的观照之下，她们或成为完全泯灭了女性意识的“铁女人”，或成为赤裸裸的性符号，二者不约而同的成为作家们适应时代的某种表意策略，作家们在这种“表意”之中是以牺牲自己的艺术个性为代价的。在女性主义文学已成浩然之势的今天．回头去反顾“历史”，仍具有借鉴意义．     

传统叙事母题的另种阐释——赵树理小说的女性视角解读

赵树理把女性的解放或表述为女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调整 ,或表述为男人对女人的救赎 ,在这两种表述中 ,作者所关注的始终是女性的政治解放 ,而忽略了女性的精神解放。在这种选择中赵树理的心态是复杂的 :一方面他已预感或感受到了革命摧毁旧有文化秩序的威力 ,使他心甘情愿地去抒写社会的进步 ,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民间的道德准则对他的束缚 ,从而使他的男权文化意识在作品中凸现出来     

失掉了爱的心板——萧红笔下的受难女性形象分析

萧红的绝大多数小说都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但她从来不曾对女性的存在做过浪漫的期许，自身所经历的苦难使她洞见了生命的空洞与无奈。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没有清晰的自我意识，也鲜有自觉的生命意识，有的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们如同动物般挣扎在生与死的轮回场上。萧红是一位热衷描写死亡的作家，但她没有一般作家关于死亡的诗意化想象，更多的指向了死亡本身。萧红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文化根源。     

关于母性的不同叙事——现、当代女性小说的一种解读

关于母性叙事的研究,源于对性别意义的深层思考.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母性注入了相近而又相异的文化语义,当母性话题由女性自我来言说时,便具有了自我性别指认上的努力及更丰富的文化内涵.